阿根廷人塞萨·埃拉（Cesar Aira）1949年出生，与阿城和北岛同岁。古巴人佩德罗·胡安·古特利兹(Pedro Juan Gutirrez)1950年出生，与张抗抗同岁。智利人佩德罗·勒莫贝尔（Pedro Lemebel）1952年出生，与王小波同岁。智利人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年出生，与马原和韩少功同岁。墨西哥人胡安·维洛罗(Juan Villoro)1956年出生，与张炜同岁。洪都拉斯出生的危地马拉人赫拉希奥·卡斯特拉诺斯·莫亚(Horacio Castellanos Moya)1957年出生，与铁凝同岁。危地马拉人罗德里格·雷·罗萨（Rodrigo Rey Rosa）1958年出生，与刘震云同岁。古巴人侯赛·马里奥·普利尔多(Jose Mario Prieto)出生于1962年，与虹影同岁。阿根廷人罗德里格·弗列桑（Rodrigo Fresan）1963年出生，与苏童同岁。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73年军变推翻了民选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那年勒莫贝尔21岁，波拉尼奥20岁。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75年上台，古特利兹那年25岁。阿根廷的庇隆政府1976年被军变推翻，埃拉27岁，弗烈桑23岁。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毒品交易开始猖獗，乌拉圭的军政府1973年上台，紧接着尼加拉瓜索玛萨军政府上台，此时在同样是军政府的委内瑞拉和秘鲁，游击队正读着马列著作和毛选——那些人当中可能就有年轻的雨果·查韦兹。游击队的领袖，甚至有记载云游到过文化大革命里的中国吸取经验。

　　我相信文学很大的意义是纪录时代。同样的70年代，拉美大爆炸一代的名流作家们正出入巴黎伦敦纽约的高级社交场所。略萨与马尔克斯闹着有关卡斯特罗和女人的别扭，富恩特斯是墨西哥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科塔萨尔像个真正的浪子艺术家，拿着照相机游走在巴黎街道上，一向深居简出的博尔赫斯也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与年轻的日德混血女助理巡游世界——我们更不要忘了聂鲁达和帕斯的家喻户晓。70年代，对于拉美文学，是个欧美叙事，一个上流社会的欧美叙事。几乎每个得了大爆炸任何一点好处的人都在逃离拉丁美洲。大爆炸是带来机会的，也是机会主义的，它把欧美的眼球引向了南方，但它的亮度几乎能毁掉下一代人。

　　50、60后的拉美作家是“被”启蒙的，这种启蒙与50、60后的中国作家之被启蒙有种隐秘的牵连。中国的第一批当代小说家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也是偷尝文学禁果的一代。爆炸的高潮一定不属于年轻人，却是种最有力量的朦胧幻想，一种被开启的渴望。他们站在远处，瞻仰、嫉妒、憧憬、不屑，但他们涨红的眼睛里是对一切最客观的评论，因为他们虽然在远处，却是掏出心来看的。任何一种辉煌，自己都不会照镜子。

　　70年代，波拉尼奥在墨西哥城和一群诗人以一种落魄而极端的方式介入历史。他们渴望帕斯与聂鲁达的英雄主义，他们也鄙视帕斯与聂鲁达的英雄主义。说白了，他们只是一些那个时代不需要，甚至不允许存在的文艺青年。如果历史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所有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无法与上一代人和解，更不用说是更成功的上一代人。军政府的时代，就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被逼到绝处的最终是年轻人的自由和理想。

　　这一代拉美作家，能称得上爆炸的，只有一个波拉尼奥和小半个埃拉，但这是我们的判断，就好像在所谓的国际文坛，这一代的中国作家，能叫得上名字的也许只有哈金和余华。如果我们真的能把眼球伸进南美大陆，我们会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比如塞萨·埃拉——这个阿根廷人的语言天赋绝不逊于科塔萨尔，高产到令人乍舌，从不打草稿，也从不改稿；佩德罗·勒莫贝尔——智利最有名的同性恋作家，像王小波一样擅长黑色幽默；比如罗德里格·弗烈山——旅居西班牙多年的阿根廷人，受科幻小说影响，荒诞不经、充满奇幻色彩；比如移民美国的侯赛·马里奥·普利尔多——可以说是古巴的哈金。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图景，那就是这些作家，像这一批中国作家等着茅盾或者鲁迅文学奖一样，也总是在等着一个墨西哥政府颁发的，向所有拉美作家开放的价值15万美元的胡安·鲁尔福文学奖，或者一个委内瑞拉政府颁发的落木罗·加里格斯文学奖。50、60后的拉美作家能得到这两个奖的只能说屈指可数。这一代人年轻的岁月在动乱里，步入中年的时候开始面对的是文学本身的消亡。

　　2．漩涡中的一代

　　当然，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后爆炸拉美文学”，指的并不是波拉尼奥这代人，而是比他们更早的一代，那些30、40年代生的人。虽然这个定义本身，像“中国先锋文学”一样实际上很虚无，但它是一个涵盖了一代人的定义，因为这代人写作的 原动力是相同的，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和不确定性，且他们必须参与其中。这些人的青春是在大爆炸照射下的。他们20岁的时候正是《百年孤独》出版的时候。他们20岁的时候也是拉丁美洲的自由与光芒尚未被熄灭的时候。他们20岁的时候，危机将至的悲剧感还未出现，而他们步入中年的时候，一切像突如其来的漩涡，席卷了他们，放逐了他们。

　　如果说文革对6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多只是个概念而已，波拉尼奥的一代受到的冲击无法超过伊萨贝尔·阿兰德的这代人，所以这一代的作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爆炸一代的作家，无论时代给了他们多少厚礼，写的是文学作品，但这一代作家是被符号化的。后爆炸的时代，几个女作家开始建立了所谓拉美女性文学的基础，同性恋作家开始出现。抗议示威、政治宣言以及流行文化出现在这代人的小说里。他们在威权下寻找新的出路。

　　伊莎贝尔·阿兰德也许是后爆炸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但只有从马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身上才能看出时代转型的痕迹。普伊格在国内的名誉都来自王家卫改编自他的小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的《春光乍泄》。用另一位后爆炸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的话来说，后爆炸文学与爆炸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处理的是“高端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在普伊格的小说里，你可以看到大量对大众文化的指向——电视、电影、情色小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用现在的话说，普伊格是个文艺小说家，小说的主题依然激烈，但显然更贴近生活。普伊格的另一大特色是找回了文学的“指向性”（Referentiality），这一特性后来在波拉尼奥身上可以说简直到达了顶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对前一代人的否定。

　　如果要给后爆炸划一个转折点，那一定是1975年，安东尼奥·斯卡梅塔（Antonio Skármeta）在那一年发表了《我梦见了被焚烧的雪》（So?é que la nieve ardía）——第一部描写智利军事政变的小说。斯卡梅塔是对上一代人否定态度最强烈的人，他把“后爆炸”的态度总结成了成两点：承认现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这评论指向的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点是肯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所有拉美作家几乎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敌人。在一个政治动乱的年代，写无人能相信的魔幻情节，在“后爆炸主义者”的眼里是不负责任的、轻浮的、甚至是谄媚的。斯卡梅塔毫不讳言他对马尔克斯的不满，认为《百年孤独》里一些所谓对抗威权的桥段与现实的距离过于遥远，甚至以想象逃避现实，而拉美人面对的是一个皮诺切特、韦德拉和索马萨的恐怖社会。

　　伊莎贝尔·阿连德对后爆炸文学的态度则更为有趣，她说后爆炸的特点是“对真爱的追求、更乐观的态度，以及流放的经历”。爆炸小说本质上是反爱情的，是男性主义而绝望的，无论是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兹还是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里的雷吉娜，几乎都无法遇到真爱。当然，阿连德的这番评论很大程度上只能代表后爆炸的女性作家——艾莲娜·波妮亚托瓦斯卡（Elena Poniatowska）、迪亚米拉·埃尔迪（Diamela Eltit）、路易莎·瓦伦佐耶拉（Luisa Valenzuela）等，男性对女性的侵犯经常出现在后爆炸女性作家的小说里。

　　这一代人活在漩涡里，他们的母亲大陆才是拉丁美洲，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欧洲是他们失落的母亲，而阿连德的一代人，离开是个被流放的过程。而他们之后的那代人，几乎也跟着他们的步伐选择了主动被流放。这一代人无法得到多少国际荣誉，因为他们的态度本身是反国际荣誉的，除了身份特殊的阿连德，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是个阵营强大而统一的迷团。

　　3. 个人的一代

　　但是后来有了波拉尼奥，所以人们又把视野转回了拉丁美洲。这复兴本质上是荒唐的。塞萨·埃拉说他没怎么看过波拉尼奥的作品，也不怎么喜欢——但波拉尼奥对他的推崇却使得他成为了少数几个有英文译本的后爆炸作家之一。要感谢波拉尼奥的倒并不是塞萨·埃拉，因为这个人从来也不在乎被认识——要感谢波拉尼奥的是他的下一代人，一代在全球化的新拉美土地上原本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的人，他们不得不重新追逐某种不存在的辉煌。70年代出生的圣地亚哥·郎卡格里奥罗(Santiago Roncagliolo)曾经说：“现在，做一个秘鲁作家，无论如何肯定没有做一个巴勒斯坦女作家那么受欢迎”，但是他错了，是他的同胞巴尔加斯·略萨得了诺贝尔奖。《格兰塔》杂志出版了一本《年轻西班牙语小说家》特刊，选了22个40岁以下的作家。这个世界开始知道圣地亚哥·郎卡格里奥罗这样的名字了，而胡诺·迪亚兹（Junot Diaz）或者丹尼尔·阿拉贡（Daniel Alarcon）这样半美国的作家更加备受追捧。这是一个不能说出来的秘密，但整个世界又一次对拉丁美洲的文学性开始存在期待，虽然这种期待可能完全不切实际，甚至这种期待跳过了波拉尼奥和阿连德的同代人。

　　70、80后的新一代拉美作家年轻的时候与同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也许无异。全球化的本质正在于此。这代人仍然在批判大爆炸，就好像年轻的中国作家抱怨文革小说题材之千篇一律，但距离明显遥远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的子弟在全世界满地桃花，但也许在这一代的拉丁美洲却少得多。这一代的作家既不是波拉尼奥的兄弟也不是马努埃尔·普伊格的儿子，他们可能是大卫·福斯特·瓦莱士的拥趸。

　　其实，新一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拒绝抱团。无论是波拉尼奥的诗歌团体还是斯卡梅塔的后爆炸阵营，在今天的拉美文学界都不可能存在了。郎卡格里奥罗的一代，躲在各自的城市里写着各自的小说，无论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塞萨·埃拉一样的独行侠。所谓的拉丁美洲文学，其实已经并不存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代的拉美文学大串联好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总是出现在郎卡格里奥罗床上。他们总是在否认自己的拉美性，强调自己的主观性，虽然自知这样的申辩简直毫无用处。这是个身份政治的时代，而这篇大陆仅剩的身份除了毒品，就只有大爆炸时期的文学。

　　没有人像拉丁美洲的作家一样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怀疑的虚无精神，大致因此，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热衷于极端。这是件奇怪的事情，从普伊格，到波拉尼奥、马丁内兹和弗烈山，又到郎卡格里奥罗和卡洛斯·拉贝（Carlos Labbe），其实所有人都在写文学化了的侦探小说，所有人都在写着急促的死亡，好像生活就是一本奔向与死亡的小说，总是在完成之前猝死。

　　本质上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文学是地域性的，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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