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母亲，塞万提斯只是带来了精子。”伊比利亚半岛上最了不起的现代哲人乌纳穆诺这么写道。无论怎么说，塞万提斯在他的小说中，已经给了我们提升到伟大世界文学地位的西班牙生活和角色的画像。桑丘代表的是感官和当下的现实，而堂吉诃德则象征人类信念的更宽广的现实。双方各自为各自的立场而战，因为观念和性格互相渗透而互有胜负。堂吉诃德起先很明显是疯了，但他只在一个层面疯狂，也就是他对行侠仗义的信念。在其他各个领域，他都是书中最理智的人，这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证明。譬如就任岛屿总督的前夕，他对桑丘的劝告集智慧、理性和常识于一身。对堂吉诃德来说，思想和意志胜于一切，他想到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他想到巨人，因此风车就变成巨人；他想到军队，绵羊就变成士兵；他想到城堡，客栈就变成了城堡。桑丘起先不愿相信这些事物，但他逐渐受到主人的幻想感染，另一方面，堂吉诃德也逐渐感染了侍从的务实。他经历了完整的循环，从完全仰赖信念之人变成彻底不信之人死去，奉劝他的亲友不要重复他曾经的疯狂生活。
整部小说是对人类个性、真理和正义的探讨。堂吉诃德自述，他的使命是行善。
我已经讨回了公道［他对责备他的教士说］，让受伤的人恢复，斥责了傲慢无礼的人，击败了巨人……我恋爱了，但不逾游侠骑士的天职之矩；我并非这时代的恶毒情郎，而是贞洁的柏拉图式恋人。我的意图全都以美德为本，不伤害他人，而对全世界都有益。现在，让高尚的法官，最出众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从那个脾气暴躁的教士，转向贵族听众，说出结语］决定，一个以实践这一切为唯一进取的人，是否该被斥为傻瓜。
这是堂吉诃德给书中角色和书外读者的答案。上面的场景发生在公爵和夫人的宫殿里，几个上流社会的成员正在款待堂吉诃德，企图捉弄他。但最后他们的嘲笑却成为不幸的真理，他们才是傻子，而非堂吉诃德。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低下的欲望，而堂吉诃德的动机却无可指摘，而且还有不想伤害任何人的神圣特质。因此，尽管堂吉诃德疯狂，但经历这些后反倒变得更崇高，而捉弄他的人却卑劣、残忍和自大。
在书中另一处，堂吉诃德告诉他的好随从桑丘：“就算你看到我身历至险，除非我是遭低劣的平民和卑鄙的恶棍袭击，否则你绝不要拔剑捍卫我。”他的斗争是针对那些他认为征服对方有其意义的人。他必须继续与理性的捍卫者，那些被物质现实俘虏的有常识的人进行无休止的斗争。这对理想主义者而言十分可怕，但这对不仅相信而且完全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骑士而言，却是唯一可能的说法。即使受到死亡威胁，也要遵循规范——这是英国人所讲究的体育精神，也是西班牙荣誉最高层级的精髓，不是黄金时代剧院中所描绘的必须用鲜血夺回的荣誉，而是化为更深层次人性尊严的荣誉，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善的手段，是一条通向永生的道路。
堂吉诃德不相信什么“实用的理想主义”。对他来说，如果实用，那就不是理想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意味着和不公与邪恶的强大力量决一死斗，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或结果。这样的斗争不谈实用，因为在其中，人奉献了他的整个灵魂，不考虑妥协、退缩或姑息。从这方面来看，堂吉诃德的理想成了一种宗教，堪比为信仰而牺牲的耶稣基督。若说我们在小说的尾声看到了失败的英雄，聪明的读者必定明白，这个英雄的溃败就意味着他的理想会继续存在。文学悲剧总是由这样的元素构成。在高贵的角色失败时，无论是在戏剧舞台上，还是在小说中，他斗争的本质和现实都会留在观众或读者的心中，而这正是作者有意或无意想达到的目的。的确，基督教这个宗教的建立，不也需要耶稣的牺牲吗？
我们可以对堂吉诃德做出种种解释，这体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特色。有文学评论家在谈小说推出后读者的反应时指出：“17世纪的读者哈哈大笑，18世纪的读者会心微笑，19世纪的读者却潸然泪下。”但无论读者的反应或层次，塞万提斯的角色分析和投射如此精明，每次重读本书，都能发现新的意义。因此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称这部杰作为“举世最伟大的小说”。
在中世纪的人心里，上帝是超然的。人只是盖印神圣现实的模具。生命是前往永恒的通行证。“人，记住，你是必死的！”是中世纪生活的焦点。因此，中世纪小说永远在说教，其中的角色是各种类型的人物，一直要到15世纪，小说中的人物才有性格差异。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实。人不再只是反映现实，而是现实的化身。人是宇宙知识的起点，上帝不再凌驾于宇宙之上，而是内在于其中。大自然和上帝共同具有神圣的现实，而且确实是“主的管家”。宇宙按照秩序与和谐的法则展开，其基调是爱。
这种以自然为神圣现实的观念，在文学中塑造了住着完美状态的人的理想大自然。加西拉索的诗歌、田园小说和骑士小说，都表达了人类实现这种理想世界的愿望。这是个未受历史影响的世界，一个充满自然的善、美和爱的世界。
同一时期，另一个物质世界也存在。黄金时代现实主义以1499年的《塞莱斯蒂娜》为起点，在流浪汉小说中蓬勃发展，充分地描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绝对现实的另一分支。“双重真理的信条，一方面是普世的诗意真理，另一方面是历史的具体真理，为理想化的和现实的小说铺了路。” [7]
特伦托公会议后，反柏拉图的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个理想化的世界。生活在完美状态中的完美人类，与原罪的教义背道而驰。文学的立场逐渐随宗教和哲学的立场改变。这两种真理之间的关系成了问题。
“塞万提斯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冲突之中，他的解决办法是按照特伦托的要求，综合两种真理。他以骑士小说和田园小说为出发点，运用幽默，融合了两种真理。他把堂吉诃德置于普世的诗意理想中，又把桑丘置于历史的具体时地。双方各自争夺位置，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最后融合。”这个宇宙无论在情感还是理智方面，都是典型的西班牙世界，但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宇宙。塞万提斯已从理性官僚手中拯救出了人性。
在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西班牙民族戏剧诞生并发展起来。剧作家洛佩·德·维加（1562-1635年）认识《堂吉诃德》的作者，并在文学上与其竞争，他也是民族戏剧的主要创造者。洛佩毫无疑问是举世最多产的剧作家，他写了500至600部长篇幅的剧本，其中许多是在紧凑的几小时之内完成的。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小说、故事、诗歌和各种短篇戏剧作品，他还有300多部剧本流传至今。塞万提斯称洛佩为“大自然的神童”一点也不为过。
洛佩创造的西班牙戏剧 [8] 成了广为流行的戏剧形式，于是西班牙的剧作家忙着写剧本，以满足观众的需求。这些剧本主要是基于一些刻板情境和爱恨情仇等原始情绪的喜剧，常被称为“斗篷与剑戏剧”（cape and sword drama），因为在剧中，为解决种种阴谋，斗篷和剑会不断出现。约定俗成的做法是，主角以斗篷掩着下巴，变得难以辨认，因此剧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情节更复杂。剑在英勇义举中可派上用场，也能雪耻复仇。对贞洁妇女的流言八卦，足以使她蒙羞；妇女的道德不容怀疑，人们的传言就和真相一样至关紧要。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元素的组合会带来矫揉造作的剧情，这种情况确实很常见。不过，尽管有这些公认的惯例，也不可避免受到大众品味和教会的限制，但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剧作家确实创作了相当多的一流剧本。在这方面，西班牙足以与法国相比肩，它的地位仅次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格兰戏剧。
公众需求和戏剧公式促使洛佩运用他的生花妙笔，把丰富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即兴创作文学家。西班牙人一向擅长即兴创作：政府、军事、经济问题、征服和探索、殖民，几乎是组织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在文学上的即兴创作也有口皆碑，但没有其他西班牙人比洛佩更加多产。他出口成诗的速度惊人，也留下最精彩的西班牙抒情诗，许多流行歌谣、抒情诗、歌曲和舞蹈都融入他的戏剧。洛佩也采用了许多民俗“科普拉”和谚语，把它们穿插在剧本中，让创作显得流行通俗。他的许多剧本都以史实或家喻户晓的传说为根据。戏剧观众深爱洛佩，在他们的支持下，有时甚至因为他们坚持，他的戏剧会朝某个方向发展。他创造了西班牙的民族戏剧。
弗朗西斯·海斯（Francis C.Hayes）所著的《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 ），让我们近距离看到洛佩的诸多面貌，他是花花公子、剧作家、教士、杰出西班牙人、投机分子、天主教徒、幽默家、抒情诗人、父亲、情人。海斯指出洛佩有诸多灵感来源：
为了寻找戏剧题材，他走遍各处，从贫民窟到市场，到贵族的家、宫殿、教堂，上天入地。他向观众呈现数百名流氓的生活。他走下社会底层（并曾入狱），探究囚犯、傻子、恶霸、匪徒、皮条客（包括男女）、妓女、寄生虫、小白脸和诈欺者……他到处寻觅，无论古今，无分外国或本国，无论神圣的和世俗的，田园牧歌、圣徒传记、众所周知的故事、地理传说和骑士故事。他跨越时空……他向希罗多德、奥维德、贺拉斯、薄伽丘、班戴洛［Ma eo Bandello，意大利作家］、《塞莱斯蒂娜》、《圣经》和他的西班牙戏剧前辈汲取灵感。他一次次把谚语或叙事诗的角色或民族的男女英雄变得有血有肉…… [9]
洛佩在西班牙各地旅行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他甚至把上帝也变成他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对西班牙那些著名的国王更是如此。他把很多贵族塑造为恶棍，国王则不会有这种待遇。洛佩总是站在国王和老百姓这边，对抗腐败的贵族。洛佩反映了他的时代，不断向海斯所谓“那无穷无尽的大众水库”取材，亦即西班牙人民源源不绝的民间传说。上一刻，他会让在座每名观众洋溢着民族的自豪感，但下一刻，某个角色会脱口而出：“荣耀和骄傲，它们在这世界上有什么用处？”西班牙人喜欢这些。他们在洛佩笔下看到了自己炽热本性的矛盾心理，看到这种心理在自己眼前的舞台上活灵活现地演出，他们的感受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谓古希腊悲剧带来的净化感。
对这位才华横溢，把人生发挥到淋漓尽致，精力无穷且感知力敏锐的人，还能期待哪些更多的成就？洛佩娶了两个妻子，还有几个情妇，多名子女，但都比他早死。其实洛佩的妻子和情妇，光是可算出来的就有13人，至少生了16个孩子。他的很多情妇都是已婚妇女。洛佩的座右铭似乎是“犯罪、悔改，然后再犯罪”。但任何事都未曾阻止他写作。
洛佩最好的一个剧本是《佩里巴涅斯与奥卡尼亚的领主》（Peribá?ez and theComendador de Oca?a ，中译《爱情与荣誉》）。这名领主对农夫佩里巴涅斯的妻子魂牵梦萦，为了成其好事，他命令农夫去打仗，就像大卫王要诱惑拔示巴（Bathsheba）时的做法。农夫立刻察觉不对，但又不能抗命。等到军队一休假，他急忙赶回家，可是还没到家就听到田间工人嘴上的歌曲，知道最糟的事已发生。
最后他向领主讨公道，把他杀死。国王下令逮捕杀人犯，可是听闻其中原委后，非但饶恕了农夫，还特别褒奖他，升了他的官。在斗篷与剑的戏剧中，要保卫荣誉就得杀死侮辱他的人，即使对方是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