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时代末期的艺术
西班牙从未有过完整的社会制度，它的生活和艺术，随着一个个有力量和行动力的人的横空出世，在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涌动中发展起来。
——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
绘画与文学在西班牙黄金时代齐头并进。花园走向衰亡时，园中的花朵会展现罕见的可爱姿颜，空前绝后。三位腓力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统治的时期，正是西班牙艺术进步之际，也是西班牙帝国衰落倾颓，沦为空壳的时期。委拉斯开兹为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诸王及其家族所绘的肖像，比任何文字都更加清楚地揭示出近亲通婚的缺点，这个家族传到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时，已退化到慢性病缠身且愚蠢无能的地步。
欧洲其他地方显然已把西班牙抛在身后。但西班牙仍然顽固地坚持天主教欧洲的梦想，严格地维持天主教西班牙的现况；它无力管理海外的帝国，而且莫名其妙地把最后的资源浪费在愚蠢的战争、不道德的庇护以及举世最多的圣职职位上。在西班牙，人人都逃避辛劳工作。凯旋的士兵不再打胜仗，轻易地沦为流浪汉、赌徒、强盗或教士；他们变成寄生虫，而非生产者。这正是他们的祖国的悲剧。
此时一种价值体系正在成形，将使西班牙赶不上欧洲主流的进步，落入无可救药的境地。工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宪法政治、知识自由、教育——欧洲各国在上述领域都有稳定的进展，唯独西班牙一直走在队伍的末尾，既无法也不愿跟上时代，更不愿跟上已经改变的价值观。它将自己与这一切隔绝开来，谴责并嘲笑它们，说它们不好，顽固地紧抓着中世纪的过去。西班牙人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但却依旧吹嘘他们伟大的帝国、丰富的文化、热情的信仰以及无与伦比的个人价值。
堂吉诃德和风车大战，被粗暴地挂在巨大风车叶片上之后，桑丘对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它们只是风车？”另一次，堂吉诃德对桑丘说：“在我看来，这明明是曼布里诺的头盔，但你却认为是理发师的脸盆，在别人看来，又会是另一样东西。”桑丘思索了一下答道：“哦，那个脸盆、头盔……”这正是西班牙最大的困境之一：它什么都看不清，就连自己眼前的事物也模模糊糊。
但即使在盲目狂热的丑陋阴影笼罩下，西班牙人依旧继续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绘画的品味也会变化，以前公认的西班牙最杰出的艺术家，如今未必受众人认可。50年前，大部分的西班牙艺术鉴赏家都会说，西班牙三大画家是委拉斯开兹、牟利罗和戈雅，但如今则更可能是格列柯、委拉斯开兹和戈雅。牟利罗已经退出前三名，而来自克里特岛的杰出希腊画家格列柯则排名第一。我虽不坚持这个排序，但它无疑反映了非常广泛的意见。
格列柯的名字是Doménico Theotocópuli，他在画作上的签名就是这名字的希腊文。他被称为El Griego或El Greco，意即“希腊人”，是因为这个名字较短，较好称呼。格列柯约在1548年于克里特岛出生，青年时期赴威尼斯，并在大画家提香的工作室学习。约1577年，他来到托莱多，在此度过余生，直至1614年去世。他在托莱多的第一幅画是《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现存于芝加哥艺术学院。在托莱多圣比森特（San Vicente）的小教堂中，则藏有一幅他后来所绘更杰出的《圣母升天》。
托莱多恐怕是全西班牙最迷人的城市，说不定可算是全欧洲最有趣的城市，因为它规模小、历史悠久、艺术遗迹丰富多彩，除此之外，它与格列柯这位天才艺术家的一生密不可分。格列柯大部分的画都是为此地的教堂绘制，他所绘的托莱多景观如今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有史以来画布上最精彩、最特别的景物之一。
格列柯也尝试过雕塑，但不太成功，他甚至还在托莱多和马德里之间的小村庄伊列斯卡斯（Illescas）担任过几座教堂的建筑师。如今伊列斯卡斯依旧收藏着格列柯的两幅画作，很少被游客所知。它们被悬挂在古老的教堂内，由一位上了年纪的矮小修女带路展示，她看来就像绘画和教堂本身一样充满古意。伊列斯卡斯的小城如今荒凉破败，拥有这份昔日荣耀的它宛若古老平原的阴影，就在西班牙喧嚣繁华的首都旁（截至本书初版时，马德里已经成了一座400万人口的城市）。在西班牙各处游历，拜访西班牙偏僻地区的小路和小村庄时，经常会出现藏有伟大宝藏的古老教堂。而同样常会遇到的是尚未完成的巨大船体、未竣工的教堂、没有屋顶的修道院、几堵爬满常春藤的空墙……某人未完成的梦想。就像西班牙自己的梦想一样……未完成，不完整。
格列柯是伟大的画家。他早年“提香风格”的作品在西班牙很受喜爱，非常抢手，但格列柯急于发展自己独特的才华，并为此竭尽所能。但有时候，效果并不如预期。譬如在腓力二世巨大庄严，集陵寝、教堂、图书馆、修道院于一体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就有一幅国王本人委托格列柯画的作品，主题是圣徒圣莫里斯（SaintMaurice）的殉道。如果腓力二世喜欢这幅画，可能会请格列柯继续为整栋建筑作画，但国王看到画时非常不悦，因为这画颜色刺眼，色调又偏灰，画面上的士兵半裸，迷人的面孔下却伸出丑陋的腿，而且因为焦点的缘故，面孔几乎不受注意。腓力把这幅画放在建筑物的角落，他认为这种东西不该放在宗教建筑的重要位置。不过或许因为失去这次机会，格列柯才得以继续发展自己的风格。至少此后他没受到国王的任何压力，不必按照规定的方式绘画。他的画作显然很受欢迎，教士争先恐后出高价请他作画，他的生活一直过得非常富裕。
格列柯的十二使徒画作是他最好的宗教肖像画，在托莱多有两组，一组收藏在所谓的“格列柯之家”（La Casa de Greco），另一组则收藏在大教堂里。“格列柯之家”的使徒画像尚未完成；尽管乍看并不明显，但很多手、脸和轮廓都还没画完。
画中使徒精致的脸孔，尤其是大教堂里的使徒像，展现了真正的宗教热情。格列柯所绘的悲伤基督，显出更动人的虔诚，他抬起饱含热泪的双眼，把洁白的两手轻轻放在十字架上，融合了生命、悲伤和神性的奥秘。
格列柯在西班牙最早的画作之一，是收藏在托莱多大教堂的《基督被剥去圣衣》（El Expolio ）。主要的人物基督身着深红色袍子，无助地沿着街道行走，包围他的人正在撕扯他的衣服。这幅画现在仍然很壮观，但基督长袍的颜色显然已被后来的艺术家再涂过，成了斗牛士斗篷的色调。与我一起观赏这幅画的是一位在托莱多居住多年的德国画家，他一直在模仿格列柯的画作。他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指出他为什么确信如此。
格列柯最著名的画作是《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The Burial of the Count ofOrgaz ），收藏在托莱多的圣多美教堂（Iglesia de Santo Tomé）。这幅画是红衣大主教基罗加（Quiroga）委托创作的，后来由主教赠送给教会。几个世纪来，它一直挂在墙上的阴影中，精湛的技巧只显露了一部分。现在展示的光线则恰到好处，整个教堂似乎变成以它为中心。奥尔加斯伯爵在14世纪去世，但格列柯却用他自己时代的人物作为画中的哀悼者，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物：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和塞万提斯。他自己的幼子也在葬礼游行中。这些人的面孔、铠甲和轮廓都精心绘制。洁白的双手和苍白的五官是格列柯所绘男子的典型，清楚地表现出西班牙的贵族阶级逐渐变得软弱。画作上半部绘的是伯爵的灵魂进入天堂，呈现完全不同的风格。整幅画以巧妙的概念、色彩和设计，把现实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做了对比。伯爵无生气的苍白身躯由圣司提反（St.Stephen）和专程下凡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放入坟墓。圣奥古斯丁是一位戴着礼冠的老人，身着华丽的金色法衣，轻轻托住伯爵的肩膀，伯爵打磨抛光的黑色甲胄与圣徒的金色长袍形成鲜明的对比。小教堂位于蜿蜒狭窄的街道上，附近有古老穆德哈尔式的钟楼。我每次经过，总涌起热切的冲动，想要一次又一次观赏这幅壮丽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