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波旁王朝
波旁家族成员从不学任何事，也从不忘记任何事。
——西班牙古谚
西班牙波旁王朝的首位君主腓力五世1700年就任西班牙国王时，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已被两个世纪的赦罪麻醉了。腓力五世是路易十四的孙子，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对聪明的法国君主。他的即位并未得到热烈欢迎，因为英格兰、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和几个德意志公国的君主强力反对。他们担心由法国人担任西班牙国王会破坏欧洲的权力平衡，让法国得到无可争议的霸权。因此这些国家支持奥地利的查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次子，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继承王位，认为他继位对他们比较有利。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也支持查理，因为他们担心波旁家族的专制。这些地方是西班牙在政治上最先进的地区。卡斯蒂利亚人则支持腓力，认为他能更好地保持西班牙来之不易的团结。
于是，一场持续了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此展开，耗尽了西班牙仅存的可怜资源。最终，腓力五世赢得王冠，但在《乌得勒支和约》（Peace of Utrecht）中被迫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这成了西班牙永远的痛。
随着腓力五世成为西班牙国王，法国思想悄悄潜入伊比利亚半岛，填补了重要的角落和缝隙。更招摇外现的法国风俗习惯，则受到更广泛的模仿。头三位担任西班牙国王的波旁家族成员［腓力五世、费尔南多六世（Ferdinand VI）、查理三世（Charles III）］殚精竭虑，追赶把西班牙抛在后面的欧洲国家，但他们“由上而下的革命和改革”政策，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沉重的传统几乎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阻碍着西班牙举步向前，因为西班牙人珍视传统。18世纪的西班牙人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或许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坚定，他们认为西班牙有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环境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优秀，因为他们比所有其他欧洲人都杰出。尽管已看到西班牙著名的步兵大方阵几次败在看到西班牙人理应惧怕颤抖的法国人手下，尽管国家破产，尽管国民贫困、群众普遍不识字，但他们仍然相信对君主制的赞扬。如果哈布斯堡家族绝后，那么波旁家族的人就必须当国王。有些西班牙人可能会反对，也有些人确实反对尤其在加泰罗尼亚，但在年轻的波旁国王克服了所有反对，牢牢掌握联邦政府后，人民欣然接受了新的专制君主。当时的作家兼政治家坎波马内斯伯爵（Count of Campomanes）在18世纪末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在西班牙民众中，再没有比这更根深蒂固的观点：国王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财富和荣誉的绝对主宰。质疑这个真理就是一种亵渎。”
波旁国王带来法国思想，同时竭力为西班牙思维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建立西班牙的语言、医学、历史和美术学院，开明化君主政体，制定经济改革措施，淡化宗教裁判所的重要性，让停滞的国家有了缓慢进步。18世纪的西班牙大体上是两种对立倾向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受知识分子和王室支持的西班牙欧洲化，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依靠实行两个世纪前的方法，力图重获西班牙昔日荣光的精髓。后一种态度获得西班牙人民的普遍拥护，一个例子是对反动耶稣会教士的态度。18世纪末，由于耶稣会干涉国政，被开明的查理三世解散。可是西班牙民众支持耶稣会教士，国王此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为耶稣会赢得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开明君主的想法再怎么好、再怎么努力，也只能蜗行牛步地前进。西班牙人一直抵制进步。“启蒙运动”的座右铭“为人民做事，但不让人民做事”（all for the people withoutthe people），在西班牙没有多大意义。
波旁家族的国王不是娱乐或庆典的爱好者。“腓力五世生性忧郁，查理三世性格严肃，他更喜欢打猎胜过宫廷娱乐。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统治的费尔南多六世才喜欢戏剧表演。”波旁家族的国王在西班牙没有真正的朋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不能把这个陌生的国家当作家园。腓力五世为追忆心爱的凡尔赛宫，也因为厌恶阴郁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在马德里北部山麓的拉格兰哈（La Granja）建造了一座法式宫殿，周围有宽敞的花园环绕。查理一世建造的历代国王的居所马德里王室城堡和其内的许多宝贵艺术品于1734年被大火焚毁，腓力五世于1738年开始建造新的宫殿。
1764年，宫殿正式竣工，并成为欧洲王室的瑰宝。殿内的奢华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王室宫殿之一。但尽管波旁国王拥有华丽宫殿，他们的生活仍像一潭死水。
波旁国王尽力以音乐活动来提振精神，并且像巡回马戏团一样有规律地迁移。
譬如查理三世总在1月5日离开马德里，到附近的帕尔多王宫（Pardo Palace），一直待到棕枝主日（Palm Sunday，基督教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才回马德里。复活节时，宫廷则南迁至马德里南方数英里的阿兰胡埃斯，待到7月21日，再北迁至拉格兰哈直到10月8日，最后国王还会住在埃斯科里亚尔宫，直到12月10日再回到马德里。4月宫廷在阿兰胡埃斯时，查理三世会到山区猎山猫。他全年在马德里的时间是70天，不过由于其住所离马德里都很近，并不会造成政府缺乏效率的问题。
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是为娱乐西班牙宫廷而从国外请来的：著名的作曲家多美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和天赋异禀的意大利阉伶歌手法里内利［Farinelli，原名卡洛·布罗斯基（Carlo Broschi）］，在布恩雷蒂罗（BuenRetiro）花园和拉格兰哈的王室戏院，都听得到后者动人的金嗓。斯卡拉蒂于1729年“定居马德里，并在西班牙度过余生”。腓力五世对法里内利的声音深深着迷，每年都赐给他一大笔奖金，另外还赐他绘画、钻石、金饰，还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并任命他担任所有戏剧演出的导演。法里内利“连续9年，每天晚上为他的王室主人唱同样的4首歌”。 [1]
这些事物让波旁国王的生活好过一点，但没有任何事物让他们感到真正快乐。
僵化的宫廷礼仪不但讨厌而且耗时，繁文缛节让宫廷生活毫无乐趣可言。这些早期波旁国王真正的朋友只有妻子，在她们去世后，国王们都陷入深深的忧郁。腓力五世在妻子去世后因极度抑郁而退位。费尔南多六世在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就英年早逝。在这难熬的一年中，他有10个月活在梦的世界里，“从一种疯狂变换成另一种疯狂。经常坐在凳子边上，一连15到20个小时，双眼空洞地盯着空气”。
关于宗教，有位现代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写道：
就像16、17世纪的西班牙人一样，在18世纪的西班牙人看来，天主教不仅是官方宗教，也是唯一能让个人灵魂获得拯救的宗教。与穆斯林和路德教派数世纪以来的斗争，让这种信念加强到极端的程度。加入真信仰旗帜下的人必然是对的。不这样做的人，甚至不该用自己的呼吸来打扰真信徒的清静。 [2]
西班牙的国王依旧是“天主教陛下”，要注意的是，西班牙从没有过新教教堂，而这是西班牙的一大悲剧。只要有几个新教教派，哪怕是两三个也好，都会让西班牙天主教徒不敢懈怠，可以防止宗教极权主义跨越到政治领域，然而西班牙一向不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8个世纪对抗穆斯林的战争让政权和教会牢牢结合在一起，一直持续到近代。在佛朗哥政府的基本政策中，也坚持要重新系上旧的联结。
政教合一的西班牙在18世纪和佛朗哥统治时期都不容许异议分子，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
确实，波旁国王不太热衷于支持宗教裁判所，查理三世被耶稣会教士的经济富裕和政治阴谋所激怒，终于在1767年下令解散耶稣会，并把该会所有教士驱逐出境。不过，没有几年，耶稣会东山再起，而且更加活跃。除了短暂的自由主义时期，耶稣会一直把持西班牙的教育，直到第二共和国成立（1931年）。一位当代天主教史学家在谈到18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时，甚至还为之辩护，他说：“宗教裁判所的牢房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早餐6点供应，午餐10点，晚餐下午4点。如果被告不到25岁，或者年龄在60岁以上，或者是孕妇，就不会用当时狱中常见的酷刑手段逼供。” [3]
尽管西班牙人在信仰上有教条式的形式主义，但许多外国游客对他们在教堂内缺乏庄重的表现大感惊讶。一位法国教士在加的斯吃惊地发现，大教堂的圣母打扮得像当时的年轻新娘，而且她的衣服还依季节经常变换。圣约瑟（St.Joseph）也作西班牙式打扮“穿着长裤、夹克和黑斗篷、蕾丝制的高围领、黑色鞋子，左腋下夹着宽帽子，鼻梁上架着大眼镜，右手拿着匕首和念珠”。即使孩提时代的耶稣也打扮得很世俗，有时穿得像教士，有时则像医生或律师，戴着假发，手持金柄手杖。
诚如当时的某杂志所抱怨：
古时候，我们的家是教堂；如今，我们的教堂是家……妇女走进教堂，沿着主通道长驱直入走向祭坛，沿路吸引了每一位男士的注意。还有人登上圣所（Presbytery，指教堂前的圣体栏杆内，专为圣职人士保留之处），以便会众都能看到他。持续3小时的用餐教人愉快，持续五六个小时的舞蹈也可以是美妙的晚间娱乐；但持续半小时的弥撒就教人受不了，即使人们并没有跪在地上。 [4]
西班牙的政体和君王制度有两大支柱：教会和贵族。在征服和殖民新世界期间，数以千计的新贵族诞生。西班牙征服者的出身都不高，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因为替国王建功而获得崇高地位。科尔特斯在征服墨西哥之前曾说：“我来到美洲，并不是为了要像农民一样耕种。”他说出了每一位西班牙士兵的心声。确实，这种新贵族并没有像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时代的贵族那样，对军事有巨大的影响，但他们和国王熟稔，能够上达天听，而这是平民做不到的事。尽管西班牙宫廷有严格的规矩，但贵族在王宫内外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譬如他们在国王面前不必脱帽，也可以随意进出王宫，过从甚密的程度有时让人吃惊。有一张古印刷品的画面，是一大群贵族在女王的寝宫里等待她分娩。诸如此类的事让波旁王室难以忍受，因为他们最私密的时刻变成了公众表演。
查理三世（1759-1788年在位）是18世纪最开明的波旁君主，在他的治理之下，政府采取行动，试图扭转西班牙人认为手工劳动等同于地位卑下的成见。王室颁布了法令，明确规定皮匠、铁匠、裁缝、鞋匠和其他几种使用双手的工作“是体面而光荣的；人们从事这些职业绝不会使自己或家人蒙羞，也不妨碍他获得政府工作或获得贵族地位”。这项法令是当务之急，因为多数西班牙人都不愿意从事基本的劳动。马德里的报纸热烈赞扬这条法令，可是几年过去，它依旧没发挥多大影响。正如坎波马内斯伯爵所写：“尽管法律明文规定鞋匠或裁缝的职业并不羞耻，但只要没写着完全不工作是羞耻，就总会有贵族认为什么也不做才崇高，并把所有体力劳动都当作从业者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