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公开用餐，通常都有托莱多大主教同桌，并且在用餐时与几个人聊天。夏天午饭后他会午睡，冬天则不会。”接下来，他接见其他外国访客，并和特定人物私下谈论国家要事。他喜欢下午狩猎，这是他主要的消遣。如果他有不错的猎物收获，回来后就会分给下属。他常常玩一种叫“翻转棋”（Reversi）的游戏，直到约9点半享用冗长的晚餐。餐后不久做晚祷，上床就寝。 [5]
查理三世在1788年去世时，他的葬礼也遵循了精确的时间表。马德里所有的钟声全部敲响，宣告国王驾崩。国王寝宫的贵族为他更衣，并用他所属教派的领围装饰得恰到好处。他的遗体被放进木制棺材，盖上华丽的金色布料，再放进较大的铅棺里。国王遗体被抬到大使厅，安置在灵柩台上，由他的私人侍卫守护。然后，宫殿大门打开，让民众得以瞻仰遗容。
次日，教廷大使为死者祈福，金羊毛骑士团（Golden Fleece）和其他军事修会的团长走向灵柩台，庄重为遗体解下各种领围，也为国王脱帽，并把他的棺材抬到宫殿楼梯的最高处，在那里进行最后的仪式。然后用五彩织锦覆棺，抬进封闭的马车，展开前往埃斯科里亚尔宫的长途行程。道路两边有士兵列队，远处还可听到隆隆炮响。人们流泪簇拥观看送葬队伍走过。到了埃斯科里亚尔宫后，棺木被从马车里移出，送到“腐化室”，在那里国王的遗体被庄严地放置妥当。（5年后再把遗体移到墓园或永久安葬室。）然后国王的侍卫队长打断自己的杖，因为他护卫的国王已不在人世。侍卫队员鸣枪三次，接着钟声为死者缓慢而哀伤地敲响……国王终于与其他前任国王一起安息。波旁王朝失去了启蒙和改革的最后希望，接下来的100年，西班牙再度陷入腐败、迟钝和无用空谈的泥淖之中。
总的来说，西班牙人一直认为18世纪是他们历史上一段不幸中断的时期，他们觉得正如西班牙先前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置之不理，18世纪后期的西班牙也未接受启蒙运动。原有的仇外心理卷土重来，程度更加严重。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般普遍认为：在启蒙时期（西班牙人称之为La Ilustración或El Siglo de las Luces），共济会和耶稣会士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共济会代表的是进步的法国思想，耶稣会则捍卫西班牙的保守主义。耶稣会和共济会人士都认同这种普遍的看法，他们都有自己的可怕之处。不幸的是，在大部分西班牙知识分子中，下面这种观念就像教条一样正确：“共济会于1727年由直布罗陀来此；他们的会所遍布西班牙所有的城市；他们与英格兰新教徒有秘密联系，直到伏尔泰的朋友、耶稣会士的灾祸阿兰达伯爵（Count of Aranda）成为总会长，才把他们效忠的对象转移到无神论的法国。” [6] 由此观点又产生了第二个信念：西班牙在18世纪分裂成两个阵营，实际上该说是分裂为两个西班牙，这种分裂一直持续至今。持这两种极端观点的西班牙人都指出，18世纪是该国后来社会、政治和思想弊病的病灶。
当然，双方都把这些弊病归咎于对方。
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约（Menéndez Pelayo）在1881年出版的《西班牙异端史》（Historia de los heterodoxos espa?oles ）第三卷中说，启蒙思想带来了“现代最重要的异端思想，那就是对基督神性的否定”。伏尔泰是“全世界邪恶精神的象征和化身”，法国百科全书派是他的军队，传播反天主教的思想，传播唯物主义和非宗教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使西班牙变质。佩拉约总结说，因此到他那个时代（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成为除土耳其和希腊之外，“所有欧洲国家中科学和各重要学科最落后的国家”。
佩 拉 约 对 西 班 牙 启 蒙 时 代 最 吸 引 人 的 两 个 人 物 费 霍 和 霍 维 亚 诺 斯（Jovellanos）多加赞誉，但他抨击查理三世的自由派大臣［阿兰达、弗洛里达布兰卡（Floridablanca）、坎波马内斯］，以及其他西班牙百科全书派的作品和信念，他认为他们攻击了自己国家深植于天主教信仰的民族精神。这些不信上帝的自由派大臣和他们的同伴，导致了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分裂，“两个西班牙”势不可免，让这个国家分裂。他们忽视了备受尊重的真正的西班牙价值。
20世纪的医生兼史学家马拉尼翁-波萨迪略（Gregorio Mara?ón y Posadillo）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西班牙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失败，有数次内战可为见证，而西班牙失败的原因，几乎完全是因大部分改革派人士的愚蠢所致。他们努力想要以非西班牙的方式进步。”而在另一方面，仰慕18世纪自由派人士的卡斯特罗称他们为“西班牙生活的表皮”。他认为西班牙没有维持理性思考的能力。卡斯特罗之言立刻被同时代的桑切斯-阿尔沃诺斯痛批，认为他这种态度对西班牙人民的精神是一种侮辱。
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知识分子拉米罗·德·马埃斯图（Ramiro deMaeztu）则重申佩拉约的说法，他写道：“18世纪后半叶，我们受贵族气息的共济会支配……我们想要以非我们本色的身份，实现我们的梦想。200年来，我们使尽全力想要做别人，而非尽我们所能做自己。”
现代最知名的西班牙科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16世纪为西班牙开了一扇窗，面对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而18世纪则开了另一扇窗，让科学批评的精神进来。西班牙的任务是摆脱古老的孤立，进入现代思维的普遍潮流。由知识分子号召青年救国的“1898年一代”（thegeneration of 1898），也鼓吹同样的想法。
无论如何，在西班牙的智识和社会生活中，明显的分裂仍在继续，后来因为难以协调的政治分歧造成了内战，保守派赢得这场战争，他们以“光荣运动”在大约35年的时间里试图恢复古老的西班牙价值观，但并不成功。奇怪的是，佛朗哥将军所宣称的至大成就，主要是其政权促进的物质进步，但在智识和情感的团结方面，他却未能使“两个西班牙”更加紧密地结合。
查理三世于1788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去世，他的死也终结了西班牙获得进步政治领导的希望。在法国发生的暴行令西班牙人惴惴不安，这个国家仍然一如既往地打压自由主义：
法国大革命在西班牙做到了美国革命做不到的事，原本启蒙运动和经济扩张造成的无害的不和谐，如今却因法国革命的刺激转为增生的癌细胞。
对法国大革命最感到焦虑的西班牙人是弗洛里达布兰卡，他被革命对王权专制政体的挑战吓坏了，因此转而抑制其政府在查理三世鼓励下所采取的启蒙制度。他的反应和其他开明专制君主的反应类似。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禁止法国出版物在俄境内流传，并要求在俄的法籍居民声明放弃对法国革命政权效忠；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在1790年临终时谴责了路易十六的懦弱，并废除了奥地利的新闻自由；他的继任者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则废止了开明的改革，以安抚贵族和圣职人员。 [7]
因此，西班牙并非唯一一个用倒退来保护自己社会体系的欧洲国家。
接下来的两任国王查理四世及其子费尔南多七世（Ferdinand VII），是西班牙史上最糟糕的君主。
我们对查理四世的早年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的人生腐烂罪恶。他智力低下、行动无能，而且放荡荒淫。他的妻子是那不勒斯公主玛丽亚·路易莎（Maria Luisa），她纵情肉欲，对自己的堕落一无所觉。在查理四世即位后不久，全欧洲都开始感受到法国大革命即将来到的动荡，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也随之诞生。查理四世和路易莎对西班牙宫廷的污染罄竹难书，尽人皆知，国王和王后毫不遮掩他们的劣行。 [8]
国王的侍卫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士兵，名叫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Godoy）。王后看上了他，两人有了奸情。于是戈多伊迅速升迁，而且没多久就出任首相，成为西班牙实际上的统治者。王储费尔南多对他憎恨不已，筹划篡位。此时（1807年）西班牙王室分崩离析：费尔南多被愤怒的父母监禁，对戈多伊的统治和国王与王后荒淫无度感到不满的民众起而支持王子。戈多伊被民众追捕，被迫在宫中阁楼废弃的旧床垫里躲藏了36小时，最后由王室卫队救出，但民众随后涌入宫中，国王害怕发生像法国那样的革命，因此让位给儿子。
查理和费尔南多都尽力争取拿破仑的支持，两人都意识到如果没有外力协助就无望掌权。眼光敏锐的拿破仑看准机会，说服他们两人在法国南部的巴约讷（Bayonne）与他会面。查理四世、王后和儿子费尔南多在法国皇帝面前尽曝家丑，双方都以最下流肮脏的言语辱骂对方。费尔南多无礼地指责母亲通奸，而拿破仑则向他指出，如果此事为真，他就无权继承西班牙的王位。最后拿破仑认为这对父子若坐上西班牙王位，都绝非体面的法国盟友，因此决定让自己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出任西班牙国王，希望他在这个邻国建立新的王朝。
与此同时，获得西班牙同意的法军进入西班牙，以便征服葡萄牙。他们接管了西班牙政府，约瑟夫成了国王。查理和费尔南多都未获准返回西班牙。西班牙民众对无缘无故得到外国君主一事大感愤怒。1808年5月2日，人们在马德里自发地起义，反抗驻扎在当地的法国军队，在发生许多血腥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戈雅有两幅杰作描绘了这场起义，他也在一系列名为《战争的灾难》（Disasters of theWar ）的版画中，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恐怖冲突。］接着约瑟夫试图占领并统治西班牙的其他地区。他在西班牙没有多少支持者，因为他嗜酒，人们早已用此来羞辱他，称他为“酒瓶乔”（Pepe Botellas）。
英国人一直害怕拿破仑，现在他们看到了好机会，攻击这位法国皇帝脆弱的侧翼，并出动庞大军队开进伊比利亚半岛，为起义的西班牙群众提供各种支持。于是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开打，在西班牙被称为独立战争，西班牙人和威灵顿公爵最终胜出，迫使约瑟夫越过比利牛斯山撤退。拿破仑无法前来协助其兄长。他在莫斯科遭到大败，所造成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使法国在西班牙也不可避免地失败，这同时确定了拿破仑的最终毁灭。不过，战争很少只为了单一目的或清晰的逻辑而打，我们得指出一件怪事：在这场西班牙战争中，威灵顿公爵和英国人实际上是努力把暴君费尔南多七世推上了国王的宝座，也因此恢复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随着波旁王朝的堕落所发生的所有其他罪恶。
在战争进行之际，西班牙议会从马德里逃往加的斯，在那里起草自由派的西班牙宪法（1812年）。议会成员大半来自城市，一般认为比绝大多数百姓更开明，因此无论西班牙的君主是谁，除非他全心支持这部宪法，否则宪法根本没有实行的机会，可是要国王支持这部宪法根本是天方夜谭。在拿破仑被击败之后（1814年），费尔南多回到西班牙，各地人民都高呼“议会下台！专制君主万岁！”，欢迎费尔南多登基。自由派宪法的拥护者毫无对抗民意的希望，西班牙人民是自作自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