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代”的作家们体现了现代西班牙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他们人生和作品中隐含的矛盾是他们国家的矛盾。他们颂扬人的意志，但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意志。他们讴歌卡斯蒂利亚的力量和荣耀，但自己并非卡斯蒂利亚人。他们主张西班牙的欧洲化，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却无处不在。他们渴望信仰宗教，但自己却是怀疑论者。他们倒是做到了西班牙人一直都能达到的成就：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
我们没有篇幅或时间单独讨论“1898年一代”的所有成员及其同时代的人。列出他们的名单并无意义，尤其他们是不熟悉的外国名字。不过简述这一批作家，以及另两位（实际上并不属于该团体，但在西班牙确实发挥了强大影响力的作家）的主要观点，绝不会有错。这两位不属于“1898年一代”的作家是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年）——塞万提斯之后最杰出的西班牙小说家，以及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年），后者的小说在全世界广受欢迎。
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加尔多斯一生大半在马德里度过，成为这个杂乱首都的阐释者。他来到马德里时，正好目睹了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他立即开始寻找民族心理的基本动向和情感。虽然加尔多斯本人主张自由解放而且反教士，但他观察到西班牙人精神的内部有一种良性的中立。正如曾任西班牙驻美大使的史学家马达里亚加所说的，希内尔提出了西班牙的ethos，也就是民族精神或内在特征，而加尔多斯则展示了它的epos，也就是其19世纪生活的宏大动态。加尔多斯是唯一能与其他欧洲小说大师相提并论的西班牙小说家。西班牙有加尔多斯，法国有巴尔扎克和左拉、英国有狄更斯、俄国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只仅举几例。
加尔多斯全心写作，由早上7点开始写到晚上9点，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只有在吃饭和运动时才休息。他衣衫褴褛，放弃了社交或咖啡馆生活之乐。他是天才，擅长堆砌细节、构思情节、描绘人物，并把这一切全部导向他细心铺就的结局。他对人类的心理有惊人的了解，且有不可思议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他以深沉的人性温暖赋予了小说人物生命，但他缺乏诗歌或预言的宏大气势，而这种气势使俄国小说家得以超越现实主义，施展使人类精神升华的交响乐魔法。
加尔多斯的细节堆砌偶尔会多到乏味，读者必须强迫自己，才能读完他最长作品的冗长段落。他的杰作《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Fortunata y Jacinta ，1886-1887年）共有1700页。加尔多斯对西班牙的了解只有少数同胞能及，他能够在他的文章中给出西班牙人生活的完整横截面。他从未放下过他的利笔，也不会因为道德教化而加重思想负担。他抱着活力乐观的心态，反对人类意志中没有意识到的那股盲目、鲁莽、非理性的驱动力。他宽容、通情达理、富有同情心、开明，就像一个理想的精神病学家。加尔多斯大部分的小说都写在弗洛伊德之前，在1870年至1900年间，因此他的作品中并没有弗洛伊德的术语。但他对性格的剖析会启发那些有兴趣探究正常和异常心理的人——尤其是那些对西班牙人的心理有兴趣的读者。
加尔多斯一生未婚，但他有许多情妇，并与她们有一连串“类家庭”的关系。他非常了解并亲身感受了夫妻、孩子、朋友、恋人等关系的相互作用。他还认识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包括各种宗教的信徒。他笔下的犹太人是西班牙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加尔多斯早年的写作受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但最终他从托尔斯泰对人性的热爱中找到了归属。不过他“最喜爱的大师”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他原本就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可以流畅地阅读英语。正如与他同代的作家莱奥波尔多·阿拉斯（Leopoldo Alas）所指出的，在加尔多斯的小说中看不到西班牙文学的昨天，只能看到前天。这些小说继承了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现实传统，使加尔多斯成为自那个时代以来最伟大的西班牙小说家。他描写19世纪西班牙人的生活，“以无比的忠实和精准，使得永恒的现实显现在对逸事的描写之中，而在19世纪人的形象之下，是永恒的人的形象”。
加尔多斯的小说技巧与黄金时代的诸位前辈很相似，如流浪汉小说的作者、剧作家蒂尔索和洛佩·德·维加，还有塞万提斯。
对这些人来说，写戏剧或小说就是无限地增加故事情节及相关内容。塞万提斯就连在《堂吉诃德》中也收集和使用了他所经历的一切：田园故事、骑士故事、言情故事等。加尔多斯也是如此，他以一个行动作为小说的中心轴；但这个行动的进展几乎总是缓慢到令人厌烦的地步，在每一个转折处都会被打断，并朝着每个可以想象的方向延伸和分岔……加尔多斯以及黄金时代散文作家所用的技巧，也是当代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主要特色。
加尔多斯最擅长的是刻画人物个性的发展，以及对个人追求理想及适应社会方面的呈现。他从未完全接受左拉那决定性的自然主义，虽然他确实以近乎无情的准确性呈现人性和外在现实，但他并未把个人意识视为外在环境所决定的结果。他赋予书中人物自由意志，这是天主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他以富有哲理的方式，通过呼应黑格尔的观点来呈现这点。在黑格尔看来，个人是在浩瀚历史汪洋中掀起的波浪。在加尔多斯的小说中，人物的个性一方面是来源于自我内部，另一方面是与周围人之间的冲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个人借由与他人的关系寻求自我拓展和成长；他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每一种的际遇都使他自己的个性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于对立的斗争，最后却达到了某种融合。自我由别人身上吸收，去除自身的一部分个性，成长、超越其初始的局限，最后达成自我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加尔多斯融合了文学现实主义、基督教理想主义和黑格尔的人格观。
加尔多斯未能写出世界级的杰作可能有两个原因：他下笔非常迅速却粗心，而且他也不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狄更斯那样善于讲故事。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依然是欧洲和世界文学中真正不朽的丰碑，他本人也是19世纪西班牙文坛的巨人。他的杰作《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是一幅宽阔的画布，勾勒出许多生活在马德里的人物，让人错以为那就是人生的样貌。他对书中两名女性角色妻子和情妇的细腻描写，让其他西班牙作家望尘莫及。书中一名男子马克西·鲁文（Maxi Rubén）极端神经质，在幻觉的梦中逃避现实。梦境的叙述和分析是加尔多斯小说技巧的基本要素。这本小说以精湛的笔法描写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部佳作未能得到英语世界的认可十分可惜。
加尔多斯总共写了77本小说，作品数量惊人。他比任何其他西班牙小说家都清楚地看出：
过去对现在的西班牙的引力是无解矛盾的结：因为一个民族既不能放弃过去，放弃它基本性格的基础，也不能活在历史的边缘，因为要适应现在就意味着要不断地革新。现在，也就是生活，是过去和未来所构成的。因此，停滞的国家——正如西班牙传统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注定要失败或死亡。 [1]
加尔多斯虽然反对教士干政，却并不反对天主教。他的这个观点代表了数百万开明的西班牙人的看法；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偏执、狂热和迷信，而这些在西班牙天然与天主教产生关联。他并不反对宗教教条。在西班牙，教区神父和修女过着贫困的生活，奉献一生，他们并不极端狂热，也从未招来人民的反对，但一个宗教团体或修会如果变得像耶稣会那样富裕强大，最终会激起民众的敌意。在小说《悲翡达夫人》（Do?a Perfecta ）中，加尔多斯就探讨了反教权的问题，而故事就发生在古卡斯蒂利亚的小城中。悲翡达夫人象征传统、信仰；对她来说，科学和学问可能会毁灭宗教生命。代表科学和启蒙的年轻自由派工程师佩佩（Pepe Rey）来到小城，一心想娶堂妹——悲翡达夫人的女儿。两种观点产生致命的冲突。镇上谦卑得让人啼笑皆非的神父当然站在悲翡达夫人那一方。整个城镇象征了偏狭、不宽容的态度，人们把佩佩视为异端。这个青年准备与恋人私奔时，被一个拥护王室的人杀死，而已显露出精神不稳定迹象的女孩则被送往疯人院。这个小城的气氛再度恢复成一片冰冷的灰暗。
加尔多斯还写了许多剧本，虽然它们不像他的小说那样精彩，在当时却非常受欢迎。其中，1901年的《埃莱克特拉》（Electra ）最脍炙人口。这出戏重演了《悲翡达夫人》的悲剧，但做了一点变化。年轻的自由派主角想娶一个象征传统的女孩。这女孩为了逃避婚姻，被迫进入修道院。在这出戏中，自由派的力量获胜。
该剧演出后大受欢迎，甚至还引发了各种骚乱：示威、罢工、攻击修道院，最后导致内阁垮台。由萨加斯塔（Práxedes Mateo Sagasta）组成的新内阁还因此被称为“埃莱克特拉”。 [2]
尽管加尔多斯刻画了西班牙人的悲哀，但他自己却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这位小说家的朋友写道：“在夜幕降临之时，大自然会为白昼仿佛永远逝去而变得悲观吗？艺术的哀伤就像大自然的哀伤一样，是一种希望。为什么基督教如此具有艺术性？因为它是悲伤的宗教。”
另一位不属于“1898年一代”，但其作品却与这个世代的作家并驾齐驱的西班牙小说家是来自巴伦西亚的伊巴涅斯，他于1928年去世。伊巴涅斯 [3] 是他那个时代的颇受争议的人物，有些人说就是因为他太受欢迎了，所以被排除在知名的“1898年一代”之外。他在美国声名鹊起，许多评论家称赞他是继伟大的俄国和法国小说家之后的接班人。美国文学评论家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写道：“俄国人已不再是大师，又没有法国、英国或北欧作家能与伊巴涅斯相提并论，当然也没有意大利人、美国人，以及我们现在难以说出口的德国人能与他相比。”
事实上，伊巴涅斯只是西班牙乐队里演奏得最大声的乐手。他有原始的生命力和讲述故事的天赋。他在世界文坛暂时真空时现身，享受这所谓的名声。他最好的小说都将场景设在他最了解的巴伦西亚，他的杰作是1898年出版的《茅屋》（TheCabin ）。在离开巴伦西亚之后，他的作品也就不再那么精彩了。他有着通俗剧风格的《启示录四骑士》（Four Horsemen ）、《碧血黄沙》（Blood and Sand ）、《地中海》（Mare Nostrum ），以及其他许多在国外大受欢迎的小说，都是在他离开巴伦西亚之后写下的，而这使许多聪明的西班牙人为身为作家的伊巴涅斯感到惭愧，他们不喜欢外国人因为较差的作品而钦佩他们的文学。伊巴涅斯本人对自己后期的作品也不太有把握；他曾说过自己在写完一本小说后，并不能确定它究竟是杰作还是垃圾。
在美国，文学评论家门肯（H.L.Mencken）驳斥了豪威尔斯对伊巴涅斯的颂词。他认为伊巴涅斯“几乎是典型社会主义者的化身，反传统、能言善道、感情充沛、浮夸做作，热切地拥护各种崇高的目标，对当时的陈腔滥调有热诚的反应”。
每当有人问伊巴涅斯他在做什么，他总充满活力地回答：“战斗！”但其实他在世界各地旅行并写作。门肯介绍了另一位作家——“1898年一代”的皮奥·巴罗哈，来取代伊巴涅斯的文学地位。尽管海明威对巴罗哈十分钦佩，但巴罗哈的小说却一直未能在世界文学中扎根。不过巴罗哈、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阿索林（Azorín）、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希梅内斯、马查多，以及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这一代人，几乎甩掉了自黄金时代以来一直压在西班牙灵魂上的负担。然而这些人之中并没有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当然也没有塞万提斯。他们让西班牙留在他们发现它时的原貌；西班牙处在一种极度的痛苦状态，一脚踩在过去，另一脚悬在空中等待未来；而此刻它仍然横跨在无底的深渊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