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奥尔特加-加塞特也会严厉地批判他的国家；他在1921年出版的《没有脊骨的西班牙》（Invertebrate Spain ）中全力抨击，炮火猛烈，书中最生动的句子是：“当今的西班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沿着历史的公路奔驰之后扬起的尘埃。”难怪奥尔特加-加塞特多年来始终拒绝让这部作品被译为外语，因为他担心这会彻底暴露自己国家的缺点。但奥尔特加-加塞特其实并不认为西班牙有那么糟糕。在同一本书中，他也明白地表示，在他看来，西班牙在欧洲历史的阶梯上从没有处于如许多人所说的那种高处，而当时（1921年）它也没有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落在衰败的低点。它的毛病在于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没有凝聚力，没有统一的和谐。西班牙是群龙无首的混合体，是一个没有头的无固定形状的躯体。在西班牙，成也卡斯蒂利亚，败也卡斯蒂利亚。它的统一，虚幻的统一，源自卡斯蒂利亚，但它对分裂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强烈冲动也出于同样的源头，而后者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最为强烈。奥尔特加-加塞特说，其主要原因是，卡斯蒂利亚主宰的时代把自己关在坚固的塔楼里，对于它强迫统一的其他地区漠不关心。
这造成了小行政区主义的永久存在。此外，西班牙的阶级分明，即使彼此住所相距仅一石之遥，人与人依旧会因阶级上无法衡量的距离而分隔。他们对于对方的需求所知甚少，就如西班牙人对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n）的需求所知甚少一样。这样的民族如何能创造和谐的社会、和谐的政府、和谐的文化？个别的西班牙人虽然杰出，但整体而言，西班牙人是一群在从未化解的歧异中，难以控管且不和谐的民众。西班牙人民拒绝遵循知识分子的领导，因此国家生活脱序，“没有脊骨”。
1930年，就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建立前夕，奥尔特加-加塞特发表了他最知名的作品《群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该作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并在当时正经历经济大萧条的美国风行一时。这本书的目的是对欧洲历史上的运动做一个一般性的阐释，强调群众的兴起和反抗（奥尔特加-加塞特指的群众是中产阶级，而非工人）。然而，作者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历史背景独特的西班牙，因为这里的一小群知识分子正在全力引导保守的群众走向社会自由主义。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指出的，群众犹豫畏怯，拒绝继续前进。这是个根本的错误，因为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群众“是社会中保持被动的那部分，这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来到世界就是为了要被引导，要受影响，要被代表和组织”。当群众自己行动时，就会动用私刑。因此暴力几乎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普遍的社会行动。每当一个国家出现困难、冲突或问题，“群众就会要求国家立即干预，并以其庞大而不容置疑的资源直接解决问题。这是如今威胁文明的最大危险：国家干预”。奥尔特加-加塞特接着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群众运动。后来出现的希特勒更进一步代表了同样的观念。而跟随他们的佛朗哥难道不会成为这种理想的最终化身吗？
在奥尔特加-加塞特看来，群众已经开始相信他们就等于是国家，因此“越来越倾向于发动其机制攻击任何借口，粉碎任何以政治、思想、工业等事物扰乱他们的有创造力的少数”。他将这个想法的起源追溯到罗马的恺撒时代；在五贤帝时期（公元2世纪），国家已经成为专横的集权力量，一切都为国家而存在。“全部的生活都是官僚化的。结果如何？生活的官僚化导致了所有层面的绝对衰败。”国家的迫切需要接着出现：军队。“来自非洲的塞维鲁王朝（Severi）出兵世界……想想（塞维鲁王朝的创立者）古罗马皇帝塞普提米·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给儿子们的遗言：‘保持团结，支付军饷，其他都不用管。’”
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社会有机体和政体在北方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攻击下解体。后来，在18世纪，国家（根据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说法）仍微不足道，早期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拥有活力和政治才能的中产阶级。
他们也极其自负，发明了“国家之船”（ship of state）一词，认为自己是“海洋，拥有无限的力量，酝酿着暴风雨”。这个国家是在中世纪由一群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贵族建造起来的。“贵族，一个因为勇气、领导才能、责任感而受尊敬的阶级。
如果没有他们，欧洲的国家现在就不会存在。”可是贵族尽管有心灵上的美德，却缺乏杰出的头脑。他们的感性、非理性和有限的智力导致他们无法发明出任何技术。他们并未发明火药；民众由东方获得火药，然后开始要求他们下台。这些高贵的骑兵绅士如此愚蠢地披挂着沉重的铁甲，受着束缚，在战斗时几乎动弹不得，他们怎么可能赢得了枪械？
因此群众接管了他们自己的政府。法国大革命就象征了这一点。奥尔特加-加塞特一向都恐惧群众统治。他写道，他相信哲学的统治，而哲学（伟大的新理想）统治并不表示哲学家本身会如柏拉图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统治者，甚至也不意味着统治者会变成哲学家。“严格来说，这两者都是最具毁灭性的。哲学只要存在就足以统治，意即哲学家要做哲学家。近一个世纪以来，哲学家已经成了什么都是——政治人物、教育家、作家、科学家，却偏偏与本业渐行渐远。”可惜的是，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奥尔特加-加塞特本人和他同时代的伟大人物乌纳穆诺，双双成了后一种哲学家。
当佛朗哥将军在1936年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发动叛乱时，奥尔特加-加塞特是议会的成员。经过两年多的围攻，马德里最终沦陷，奥尔特加-加塞特流亡阿根廷。然而5年之后，因为轴心国在二战中败象已露，佛朗哥政府急于表现出民主宽容，因此作态邀请他和其他知识分子回到西班牙，并承诺不会报复。奥尔特加-加塞特接受了邀请，代价是缄口不言。奥尔特加-加塞特付出了这个代价，他于10年后去世，他的嘴永远密封在坚不可摧的沉默中。
乌纳穆诺和奥尔特加-加塞特无疑是到西班牙内战之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他们的思想共同点很少，一个是传统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另一个则是崇拜日耳曼秩序和少数精英神话的人。两人都接受了可称为世界性的教育，而两人也都没能理解他们在人生舞台上把握机会的必要性。一般的西班牙人都没能理解那种必要性，因此两人不应受到苛责，只是说他们既然高人一等，应该了解得更多。事后看来，很容易就发现他们应该留在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架构之内，乌纳穆诺应该尽力改进共和派的无能，追求公正的政府，而奥尔特加-加塞特则应该继续流亡，发声支持公义、民权和宽容。这两位杰出领袖的晚年成了对他们那个时代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的讽刺，虽然两人都在理论上很杰出，但实际上却没什么成果。
“1898年一代”的伟大小说家皮奥·巴罗哈（1872-1956年），和乌纳穆诺一样，是成年后在卡斯蒂利亚度过一生的巴斯克人。海明威十分崇拜巴罗哈，称他为“大师”；这位美国作家直截了当的尖锐风格似乎是受了巴罗哈的影响。门肯也赞美巴罗哈，并且为他1972年出版的精神自传《青年与自我崇拜》（Youth and Egolatry ）的英文版写了导读。门肯写道：
这位小说家无疑与伊巴涅斯一样技巧娴熟，而且更为深刻，他缺乏热情这种特质，因此并不那么吸引人。他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取代了花哨的必然；他提出了一种广义的反教条，取代条理分明而全面的学说……巴罗哈是分析家、评论家，他几乎可说是愤世嫉俗。如果他倾向于任何明确的教条，那就是人类的基本弊病无法治愈，所有的补救措施都与疾病一样糟糕，要干预普遍的人性，根本是浪费时间。 [7]
巴罗哈的小说主要是“思想小说”，其情节和角色的描绘不如其他同时代的伟大西方小说家。但是，当伊巴涅斯在美国广受欢迎，电影业也将其情节夸张的小说制作成十分成功的电影时，巴罗哈则是西班牙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尽管为数众多的圣职人员非常不喜欢他。
在《青年与自我崇拜》中，巴罗哈讲述了他在火车上的一段经历，根据新闻报道，当时西班牙革命者为了抗议阿方索十三世的无能政府而“陷入混乱”。这就是1917年8月西班牙工会呼吁建立共和国时的大罢工。巴罗哈写道：
从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an）回来时，我正巧和来自马德里的一家人同一辆车。父亲身体虚弱，患有黄疸且表情阴沉；母亲是一名胖胖的、棕发黑眼的妇女，全身上下戴满了珠宝，她的脸上化了妆，白得像蜡烛一样。一名15岁至20岁的美丽女儿则由一名显然与她订了婚的中尉陪同。最后还有一名女孩，年龄在12岁至14岁之间，无精打采，好像餐桌上的静物。突然，正在看报纸的父亲惊呼：“我可以料到，他们什么都不会做！他们会让革命分子获得赦免，政府什么都不会做。”
“我希望政府把他们全部杀光！”那个与中尉订婚的女孩插嘴说，“想想看！竟然射击士兵！他们是土匪。”
“是的，我们竟有这样的国王！”脸如石蜡的胖妇人用悲哀的语调说，“毁了我们的夏天。我希望他们枪毙他们每一个人。”
“而且不只他们，”父亲打断说，“在他们背后的人，那些作家和领导人，他们躲藏起来，然后扔出第一批石头。”
进了屋子后，我发现我的书的最终校稿刚印好送来，于是坐下来阅读。
那个马德里家庭的话仍在我耳边回荡：“我希望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杀死！”我心想，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都不可能不恨这样的人。这些人天生是敌人。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读着校对稿，觉得写得还不够尖锐。我应该让它更激烈，更反中产阶级。我不再听到谨慎的声音像几天前那样诱惑我，让我在清晨的白雾中写下共谋的翻案诗，收回我先前的看法。
战斗、冒险的热情再次在我心中涌动。在我眼中，这个避风港成了一个可怜的避难所——它的宁静和平静都显得可鄙。来，男孩，站起身来，升起帆来！把革命的红旗升到我们脆弱船只的桅杆顶上，面向大海出发！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