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二共和国建立的政治及社会背景
西班牙有很多东西可看，却没有多少东西可吃。
——奥尔特加-加塞特
西班牙带着各种各样的固有价值观进入20世纪，这些旧价值观仍有极强的生命力：有极右派，崇尚与教会牵连的绝对主义政体；有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及工人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自由主义，把19世纪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有由于与古巴和美国作战，人力过剩的军事组织；还有虽然暂时对政治活动谨慎起来，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的教会；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地怀抱反叛情绪的分裂主义。在以上所有这些元素中，只有第二个——民主自由主义——承担了将西班牙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真正重担，也就是拥有真正的议会政府和真诚的社会及经济改革方案。其他的要么拖拖拉拉，要么直接或间接地阻碍能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和进步的大部分措施。
但是，有个从前不存在的新元素进入了国家政坛：激进左派。19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想，外国激进分子带来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援助，西班牙国内骇人的恶劣工作条件，最后再加上1917年俄国革命的刺激——这一切催生了一个激进左派团体。起初他们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s）；后来左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发挥了影响。这些激进人士主要是在工会中发挥作用。
在20世纪西班牙的政治史中，光明希望和痛苦挫折不断交替。在阿方索十三世统治的头10年，他似乎真心偏向自由主义，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对立宪政府越来越不耐烦，对西班牙的保守派（大地主、军队、教会）日益友善。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耍政治花招上，而非致力于了解西班牙真正的问题，进而积极领导、跳脱政治，为国家谋福利。也许对生来就是西班牙国王的人而言，这些要求是奢望；也许对波旁王朝来说，这期望太高。无论如何，阿方索十三世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而这也是他被废黜的原因。就像典型的波旁家族成员一样，他没学到任何事物，看不出不祥之兆。
美西战争之后，西班牙失去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于是把重心转向西班牙帝国的最后一个前哨：摩洛哥。法国和西班牙争抢北非地区，结果西班牙抢得面积较小却麻烦无穷的殖民地。西班牙只是出于不切实际的顽固和骄傲才固守这块领地，但它无论在金钱还是在军事上带来的麻烦都超过它的价值。这块地涉及西班牙的尊严，这是被赶出西班牙的摩尔人和摩里斯科人的定居之处，现代西班牙当然想要重申它对古老敌人的统治地位，尤其在它已失去了所有的海外领地之后。曾是最伟大殖民帝国的西班牙怎能放弃这个依旧象征殖民强权的一方天地？
然而就算西班牙政府感受到帝国的最后一丝统治冲动，不得不前往摩洛哥当士兵的贫穷西班牙劳工和农民却绝无同感。从前只要一击鼓，西班牙的各个可怜虫就会赶去入伍的光景已不复见。这种欺骗游戏玩了太多遍，就连最无知的乡下人也不再有上战场追求荣耀的欲望了。而且要和摩尔人对战？政府一定是疯了！但无论疯狂与否，阿方索十三世的政府已经全力投入。法国早已吞食了非洲这个地区的精华部分，而且还想要更多。曾经有可靠报道说，要是西班牙士兵当初再晚几小时抵达他们的控制区，就会发现法国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1909年，在摩洛哥的西班牙军队由于管理不善，遭遇了重大的军事挫败，西班牙政府决定召集加泰罗尼亚的后备军。这对于主张分离的加泰罗尼亚而言如同一记耳光。这是中央政府的愚蠢错误。巴塞罗那的工人发起大罢工，骚乱不断，教堂和修道院受到攻击，经过数天的巷战才镇压暴乱。这次的事件被称为“悲惨的一周”（semana trágica），预示着即将出现的血腥冲突。情势变得十分紧张，全西班牙都实施戒严。
混乱的悲惨局面结束时，中央政府逮捕了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Ferrer），指控他策划了这一事件，这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错误。费雷尔虽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却可能是无辜的，但政府仍指控他是暴乱主谋。费雷尔是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的校长，这个学校教导学生相信社会平等，厌恶主张传播错误教义的教会。费雷尔另外还开设了一间夜校和一家报社，分发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传单手册。因此，尽管费雷尔在暴乱方面是无辜的，却自然成为替罪羊。他接受了审判，律师为他提出了强力抗辩，但他还是被判有罪，并遭枪决。就这样，他成了伟大的烈士，对自由派的同情席卷了全西班牙。反政府示威频频发生，内阁垮台。谁都不想死在摩洛哥。
自由派现在得到了机会，他们的领导人何塞·卡纳莱哈斯（José Canalejas）是位能力过人且正直的人，也是一位深谙妥协的艺术的政治家（妥协在西班牙非常罕见）。但在1912年，卡纳莱哈斯遭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此事象征着自由派梦想的终结。接下来由罗马诺内斯伯爵（Count of Romanones）担任首相，他是“西班牙政治人物的原型”。要是卡纳莱哈斯活着，军队和教会可能会受到约束，坚定的民主之手会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卡纳莱哈斯是西班牙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物，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优秀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失去了这位灵魂人物后就群龙无首了。
1914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个额头厚实的年轻人站上了马德里剧院的舞台，他的眼神意味深长，带着自觉的魅力微笑，用优雅的姿态和斯文的声音向全厅热切聆听的观众讲话，而观众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欢呼。 [1]
这位年轻人是知名作家兼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他的演讲是对进步的呼吁，他说，我们这一代听到西班牙这个词时，想到的不是黄金时代，“我们记不得宗教的胜利，也召唤不来蔚蓝天空之下的光辉憧憬——我们只剩下感觉，感觉到的是悲伤”。奥尔特加-加塞特继续拆解波旁王朝复辟的“官方西班牙”。滥用职权者和特权阶级的古老西班牙正在消亡。复辟必须结束，“斩草要除根”。奥尔特加-加塞特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力量的呼唤：西班牙的一切都必须自由化、民主化、国有化——军队、王位、圣职人员、劳工、贵族。
自由派现在有了知识分子领导人。一个世代之前，希内尔在自由教学机构种下的树，如今开花结果。在希内尔的学校接受培训的西班牙教授和作家对国家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教育终于得到了回报。但是，4个月后，奥地利大公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欧洲大陆一阵战栗，西班牙也准备面对新危机。人民对支持交战的哪一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上阶层、保守势力和圣职右派，以及大多数军人都亲德国；大工业家、知识分子和许多工人则亲协约国；大部分的农民则冷漠无感。在众人立场尖锐对立的状况下，西班牙力求中立。国王极其谨慎，不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方，他娶的是英国公主，但他的母后却是奥地利贵族。在这次的大浩劫中，阿方索十三世与他的国家走了4年钢索。
在战争进行时，西班牙也不能无所事事。购买西班牙商品的订单纷纷涌来，外国的影响力也随之飞快增长。大量外资带动工业发展，西班牙央行的黄金储备在4年内增加到4倍。西班牙货币升值，经济开始复苏。前西班牙驻美大使及史学家马达里亚加写道：“大战带来了外国活力的强大洪流，注入国家最深处。”法国和德国的激进主义开始在西班牙发展，工人团结成为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的理论也逐渐成为现实。国王继续玩弄政治，他的联合政府反复变动，加速了政党解体和政党体系的死亡。西班牙选民从来不知道何谓真正诚实的选举，因为所有的选举都是由政府“制造”的，现在他们看穿了这种骗术，也逐渐变得更加自主。
大战尽管对西班牙有诸多坏处，但也让西班牙终于觉得自己又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马德里放下了它的地方主义，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中立城市；许多国际政策和金融问题都在那里解决。兼顾交战双方的失踪士兵局也在此成立，工作效率极高。西班牙接管了许多外国大使馆和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公使馆。西班牙医生到协约国的医疗船上去，“向愤怒的德国潜艇指挥官保证医疗船的善意”，西班牙军官也经常到战俘营地检查当地情况。西班牙对自己重新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一员感到非常自豪，它再次“参与国际生活，16、17世纪西班牙的将军、教士和大使在欧洲地位崇高，然而从那时以后，已很久没有这样风光的日子了”。 [2]
“革新”的精神弥漫在整个西班牙境内。后来成为第二共和国大报的《太阳报》
（El Sol ）率先领导国家自由化的运动。1917年危机爆发了。在大工业家、左翼各党派的支持及民众的拥护之下，议会多数成员（共有71名代表）集会，要求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如果有合适的领导，这本可能是转变为真正议会式民主的关键机会，但结果却因两派极端分子掌控，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国王成了极右派的领袖，他指派了保守派的首相和内阁官员，为改革运动浇了一盆冷水。全国都感到受了骗，工会大声抗议。风格较温和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率先发起大罢工，激进左派的巴塞罗那工团联盟（Syndicalist unio）紧随其后，罢工很快就蔓延到了所有的主要城市，譬如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奥维多、巴伦西亚等。
西班牙的经济瘫痪了，交通和建设停摆。工会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并封锁了道路。他们性急的领袖做得太过火，反而把这个国家直接送到了他们最讨厌的团体——军队手里。军队袭击了堆路障的工人，数百人死伤，2000人遭监禁，罢工也遭到无情的镇压。军队“由无政府主义手中拯救了国家”，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左右两派极端造成了这场危机，而这两者中较强劲的右派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