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后的1921年，在摩洛哥又发生了第二场灾难。指挥大批西班牙军队的将军西尔韦斯特雷（General Silvestre）想要迅速结束摩洛哥战争。他去见国王，国王赞同了他的计划。于是西尔韦斯特雷率兵前往，可是他非但没能如愿赢得战争，反而陷入摩洛哥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Abd el-Krim）所设的陷阱，西班牙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小山谷中，惨遭屠杀。这是极不光彩的灾难。虽然国王极力撇清与此事的关系，但事实说明了一切。人民的愤怒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虽然政府做了各种调查，也组成了14万名士兵的新军队准备与摩洛哥打仗；但为时已晚，现在什么也挽救不了政局了。
西班牙将军们认为该是接管的时候了，而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则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人选。马达里亚加写道：“每个西班牙将军的雄心壮志，都是通过成为国家统治者来拯救国家。”他接着说，这种野心并不仅限于将军，而且遍及每个公民。
英国人或北美人往往只要在党派或团体中工作就会满足，但西班牙人却热衷于自行掌控一切。安达卢西亚的普里莫·德·里维拉就是这种人。他继承了纯正的西班牙传统，而这也是最受欢迎的拉丁美洲独裁者的传统。群众在他身上看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那充满热情的爱国主义，他是他们热情的缩影和象征。他跟他们一样，会快刀斩乱麻，降低宪法的复杂性，解决政府无能的官僚作风，借由精挑细选的法令，让国家重回正道。
国王非常清楚军队在酝酿这样的图谋，但由于在摩洛哥的惨败，他对自己失去民心非常不安，因此默许一切的发展。国王数次痛斥议会，在他统治的21年间，换了33次内阁，平均七八个月政府就更迭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稳定的政府是不可能的。1923年发生政变时，阿方索十三世反倒松了一口气。军队虽然接管政府，但国王不就是军队的总司令吗？西班牙宪法此时宣告死亡。在当时的激情中，许多人以为这是好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倒退，借着军事政变倒退到19世纪由军队统治的习惯。普里莫·德·里维拉就和19世纪发动过类似政变的列戈将军、普里姆将军等军事领袖一样。国王非但未能如愿统治军队，反倒成了军事集团的俘虏。
其实独裁统治反而推动西班牙的物质发展。“秩序和进步”这样的口号不正是每个独裁政权的灵丹妙药吗？但最终很明显的是，这样的举动却让另一种力量篡了权，即军国主义、教权主义及寡头统治，结果它们阻碍西班牙的进步达一个世纪之久。新政府迅速地使劳工转向中立；它偏向社会主义而非更激进的工团主义，让工人的反抗陷入僵局。在独裁专政的头几年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与政府携手合作。
平心而论，普里莫·德·里维拉有其功劳，他亲自接手指挥摩洛哥战争并获胜。
他让西班牙的运输系统现代化，而且像墨索里尼一样，“让火车准时运行”。他还展开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在他的政府倒台之前，西班牙有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好的公路，但它们不久就失修了，而且有一代人的时间维持在此种状态。他邀请大企业在西班牙设立分部，许多企业也付诸实行。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
但是代价是什么？首先是政府对媒体进行严格的审查。西班牙最知名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俱乐部，马德里的阿蒂诺（Ateneo de Madrid）被关闭。最高法院院长被撤职。甚至连教科书都经大幅修改，因为要以圣职观点出发，确保安全过关。教师被施压，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得参加弥撒。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这些措施获得军队、教会、企业和大地主的支持。就如每一位受欢迎的独裁者一样，最初他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工人的拥戴。
可是普里莫·德·里维拉获得的支持并不长久。知识分子最先反对他。德高望重的乌纳穆诺反对态度激烈，他写信给阿根廷的朋友痛批独裁政权，这封信在未获他同意的情况下被公开发表。西班牙政府于是把乌纳穆诺赶下了萨拉曼卡大学希腊语系主任的位置，并把他流放到加那利群岛去。他后来赴法国，声称只要普里莫·德·里维拉在位，就拒回西班牙（除非获得特赦）。
这个独裁政府另一项更不得人心的错误，是对两名国民卫队（Civil GuardCorps）士兵遇害案的处置。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不得而知，当局逮捕了几个人，经军事法庭审判后宣判“无罪”。这激怒了国民卫队，他们要求改判被告有罪。当局在威胁之下照办，而且执行死刑，全国民众义愤填膺，在法国流亡的乌纳穆诺和奥尔特加-加塞特领导民众反抗这种专制行动，他们也公布证据，证明整个事件都是西班牙警察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的，他们需要替罪羊，就找到冤大头。于是，这几个无辜的西班牙人因为政府的无理要求而牺牲。遗憾的是，因为西班牙的报纸受到严厉的审查，因此这些报道从未见诸报端，但借由口耳相传，许多人都知道这些事。
普里莫·德·里维拉在位的最后几年曾试图在他自己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文官政府，但此时舆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除了极右翼之外，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在各个阶层中都迅速增长。教会中也有许多神父是坚定的自由派；他们反对独裁统治，支持朝共和国的方向努力。1930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西班牙国内经济恶化，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越来越大。同年，政府关闭了西班牙的所有大学，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公开的暴乱的根源。工人失序的情况日益严重，1930年共有504次罢工，1931年的罢工次数更多。民众不顾牢狱之灾，开始联署共和宣言，他们聚在一起大声呐喊：“打倒国王！”国王此时已和独裁统治画上等号。他们甚至没有提起将军的名字。普里莫·德·里维拉在同年下台，由努力重建宪政体制的达马索·贝伦格（Dámaso Berenguer）将军接任。但是，1931年4月举行的选举表明，人们对军事或君主政权有多么得深恶痛绝，阿方索十三世逃离了西班牙。共和国登场的时刻来临。
西班牙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管理者是欧洲历史上最混杂的混合体。首先有我们先前已经提过的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接着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是天主教徒，但大多数人不是。接下来是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分离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共和国意味的是地方自治。最后还有由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西班牙的左派。上面所有的人都自称为共和派，其中绝大多数都反对教权干预政治。
反对教会干政已成为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显著特征，在共和国时期演变为政教之间的激烈冲突。这样的冲突并非第一次在西班牙出现。1767年查理三世驱逐了境内的耶稣会教士；1812年和1820年，暂时掌权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也采取了强硬的反对教权的立场。在这三个案例中，政府都主张改革，而教会则反对。
其实在西班牙，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中世纪村庄里的神父支持地方反抗中央政权、穷人对抗富人、弱者对抗强者。但是，后来逐渐地借由鼓励迫害犹太人、摩里斯科人及其他异议分子，宗教裁判所变得势力强大并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教会与反动社会情绪和专制政府结合，变得不再是群众的保护者了。起初，人民依旧追随他们的反动教会，反对一切政治自由主义，但日子一久，当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前进，西班牙的经济和政府却因循守旧，西班牙人民不由得对教会感到失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许多人开始认为教会欺骗了他们，因此加入反教权知识分子的阵营，并由原来热烈支持教会转变成强烈反对。这解释了20世纪反教权暴动的狂热暴力，以及第二共和国反教权的立场的部分原因。20世纪西班牙左翼政党的迅速发展，是这些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无政府主义期望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成了左派政治哲学里第一个在西班牙大受欢迎的类型，因为在西班牙，几乎之前所有的政府都相当恶劣。
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俄国贵族巴枯宁（Bakunin）是西班牙（及欧洲）无政府主义政治运动的推手。这是西班牙左派观点第一次有组织地得到表达。巴枯宁起先追随马克思，但后来与他决裂；两人在1868年至1872年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巴枯宁想要摧毁国家、上帝，以及代表上述两者、倚财仗势的富人。他相信如果这些力量消失，社会将自行分割成几个较小的部分，带来幸福的生活。巴枯宁的信条是基于他年轻时曾在俄国农民的社区看到的生活，他的想法会在西班牙扎根，就是因为西班牙的中世纪城镇有类似的历史。总之，巴枯宁成了支持分离主义、地方政府、分割中央政权等西班牙古老传统的群众的先知。
受到巴枯宁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教会的激烈仇恨的启发，一场无政府主义大会于1872年在科尔多瓦举行，会上起草了一份宣言，声明他们的成员（有五六万人）提议“在国家统一的崩毁上建立自由独立的城市，只受联邦协议的约束”。实际上，西班牙无政府主义代表的是一个没有教士和国王的复活的中世纪。
次年，巴伦西亚以南几英里的小城阿尔科伊（Alcoy）有一位无政府主义教师率领当地造纸工厂工人罢工，这是西班牙首次把这种政治行动当作武器。工人示威和讨论，市政当局站在工厂主一方，工人上街游行，然后开始射击。这场激烈的斗争持续了数个小时，造成数人死亡。工人似乎胜券在握。他们接着烧毁了造纸厂，射杀了市长，砍了他的头并带到街上游行示众。一名西班牙将军奉令率兵前去平乱，迅速肃清了主要起事者，并高效地镇压了无政府主义运动。
然而这只是使无政府主义暂时转入地下，日后它将带着新的动力与气势卷土重来，这样的事发生过许多次。1891年，数千名工人进入古城赫雷斯，高喊着“无政府万岁！”他们在杀害了两名店主后被警察驱散。接下来的20年中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爆炸四起，无政府主义者遭监禁和折磨，而首相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在1897年遭到报复性枪杀。这样的暴力最后导致了1909年的罢工，随后自由主义在西班牙各地风起云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