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西班牙的一切都源于西班牙自身”就是与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有关的一个基本常识。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在西班牙取得如此进展，就是因为他们与从未消逝的西班牙传统同步。不仅中世纪有村庄合作社，到19、20世纪仍然有许多类似的合作社。华金·科斯塔和约翰·兰登·戴维斯（John Langdon Davies）都谈到这些合作社，而杰拉尔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在他精彩的著作《西班牙迷宫》（TheSpanish Labyrinth ）一书中也有所提及。中世纪共有土地的制度自然带动了其他的社区活动。在科斯塔于1898年书写这类生活时，莱昂的拉纳比斯村（Llanabes）及附近的村庄仍然遵循这种生活模式。布雷南引用镇上神父的说法，说明这些公社活动在拉纳比斯村中如何进行：
这种政策令人佩服。外科医生、牧羊人、铁匠、药铺、教皇的赎罪券、连祷文等，都由政府免费提供。盐、谷种，以及租用公地之所需，在村里公平公正地分发。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地，每十年由邻居平等地重分一次……村里只有一片实施长子继承权的土地。
另外还有许多迄今依然存在的农村公社的例子。比利牛斯山谷大部分的牧场都是公有的，在卡塞雷斯（Cáceres）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也有公社制的乡镇。在这些村庄里，所有的基本服务，通常也包括兽医在内，都由地方政府提供，作物的种子也是如此。村里通常有合作商店。在阿斯图里亚斯、人口近1.5万的卡索村（Caso）共有2万头牛。加泰罗尼亚也有许多类似的村庄，迄今还存在。譬如在制网业重镇贝古尔（Bagur），产业是共有的。在1936年的塞尔瓦港（Port de laSelva）还有渔民合作社，渔民共同拥有和营运渔船、加工厂、仓库、冷藏设备、商店、卡车、咖啡馆、剧院及会议室。他们甚至自行铸造钱币，并建立了一套针对死亡、事故和船只损失的保险制度。社区提供戏剧表演、舞蹈及一系列的教育和文化讲座。就像西班牙的许多村落一样，他们也有信贷基金供当地居民使用。加泰罗尼亚还有许多其他的渔民公社。 [3]
无政府主义者和这种合作生活方式的建立并无关系，然而他们却充分利用了从远古时代起就充盈在这些村庄的集体精神。更重要的是，1936年佛朗哥将军发动国民军叛乱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放弃了城市，开始通过组织自我统治”。在市政厅会议中，工人讨论了他们的问题，并决定了要采取的行动方案。这意味着即使失去了中央政府的管控，这些较小的社区也会继续正常运转，不会减少成效。
20世纪初，另一场左翼运动进入西班牙：工团主义。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变体，两者很快就融为一体。它的发源者是法国哲学家索雷尔（GeorgesSorel），他在190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无政府主义源自俄国，工团主义源自法国，但这两种运动的思想都是在西班牙得到了最广泛、最有效地运用。部分原因在于西班牙的中世纪历史和根深蒂固的地方情感，但西班牙国内恶劣的宗教、经济和政治情况也难辞其咎。法语里的工会一词是“syndicalisme”，在西班牙语中，工会是“sindicato”。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体开始失势时，西班牙工团主义者就接手了。两者的观点非常接近：工团主义被认为只是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手段。因此新运动很快就被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1909年在巴塞罗那发生的“悲剧的一周”，随着费雷尔殉难，让左派工人认识到建立更强大、规模涵盖整个国家的劳工组织的必要性。次年，这样的工会联盟以“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Nacional del Trabajo）为名成立，简称CNT，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这个联合会大约有100万名成员。
工团主义在组织和方向上，都优于先前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条理的做法。工团主义者的工会完全以地方为基础，并非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每个地方工会几乎都有完全的自主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使工人摆脱了西班牙人一向不信任的绝对集权的领导者。此外，工团组织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没有报酬；1936年只有一名秘书领薪。会员缴纳的会费极低。这些使工团运动比其他工会占有更多道德上的优势，并因此吸引了一批全心追求理想的工人。
工团主义工会的主要武器是罢工，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成立几个月后，于1911年发动首次罢工。这次的罢工未做充足的准备，很快被首相卡纳莱哈斯领导的政府镇压，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的运作被迫中止，其办公室也被封锁。工团运动暂时失败，但它并未消亡。接着无政府主义者在1912年射杀首相——这是15年来的第二次。激进左派所痴迷的暴力导致西班牙两位备受敬重的政治家卡诺瓦斯和卡纳莱哈斯的死亡。这两次都引发了政府内部的反动浪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成员之间因大战而起了严重的分裂，有的人主张中立，有的则支持协约国。1917年社会主义联盟发起的大罢工只得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半推半就的支持，但两年后的1919年，后者发起了一连串罢工，始于巴塞罗那，并迅速扩及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新成员也纷纷加入运动。
1919年12月，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在马德里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共有450名代表出席，号称代表了70万名工人。他们在马德里剧院开会，这正是5年前奥尔特加-加塞特慷慨陈词，主张西班牙复兴的地方。奥尔特加-加塞特敦促同胞走上自由改革之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代表公开表示支持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大多数代表投票，决定不与规模较小的社会主义组织“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简称UGT）合并。不久后，在摩洛哥发生反抗西班牙殖民的战争，政府垮台，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专政在1923年掌权。
他的政权强烈支持较温和的社会主义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再次转入地下。
许多作家评论说，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是纯粹的伊比利亚主义。它代表了西班牙人在政治行动的舞台上获得的伟大独立。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是绝对的自由，这当然是荒谬的想法，但在西班牙，人们对荒谬的事物一直都很迷恋。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堂吉诃德式行为和空想的崇拜。“自由共产主义”真正的意义是，经济和政府在不受国家集权控制的情况下，以集体社区为基础重组。小型自治村或工会本身就是这种新集体主义的基础。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狂热地相信，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暴力冲突会终结所有的暴力，随后新社会就会出现；但强权和图谋不轨者必须被铲除，他们会阻碍人类自然地实现其社会理想——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不只要没收富人的奢侈品，而且要消灭他们。他们被一种几乎禁欲的道德感动，这让人想到早期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团体中，他们努力戒除所有酒精饮料、烟草，甚至连咖啡也不喝。他们以国家或教会都达不到的效率压制他们所在地区的妓院——通常国家和教会对这个社会的“安全阀”都睁只眼闭只眼。无政府主义者从没有社会主义者那种“更高生活水平”的理想，因此无政府主义运动就是发展到极端的西班牙理想主义，但无论它由哪里起源，都没有人会怀疑它在本质上是属于西班牙的。同样也没有人怀疑，如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战结束后掌权，一定会是最可怕的暴政。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自由意味着不受国家、教会和资本家的控制，但这并不表示良心的自由。如果有一些好国民想要参加弥撒，或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或者喝一杯威士忌，或者过奢华一点的生活，或者吃非当地的农产品，或者支持将国家发展得更强大的想法，他们就会自动被妖魔化，必须被清算，才能让其他人保有自由。所以让他们靠墙站好，给他们吸这辈子最后一支烟，然后开枪！
一无所有的人自然对物质深恶痛绝。西班牙这么多世纪都一无所有，因此对奢侈的蔑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西班牙人是天生的禁欲主义者，他们颂扬祖先克制物欲的美德。在今天西班牙的小村庄，甚至在城市里，许多西班牙人也反对最基本的奢侈品，甚至会吹嘘他们的房子不需要暖气，他们就是如此有耐力。只有孱弱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才会依赖人工的暖气。斯巴达人般的坚忍和绝对的自由，这是许多西班牙人抱持的理想。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诉诸这种原始的骄傲和种族的力量，以此奠定了他们成功的基石。此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地方工团的自主权上，从而诉诸西班牙性格的根源，即凭本能单打独斗。在西班牙对抗约瑟夫·波拿巴和法国的战争中，就像在西班牙内战时一样，这种本能的行动或者“有组织的无纪律”常来了最顽固且持久的游击战。他们就像杂草一样，除草机一走，就又长出来了。这些倚靠本能行动的游击战术赢得了对拿破仑的战争，也差点成功击败佛朗哥，尽管他有意大利和德国的盟友，但这个故事留待后面再讲。
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两种运动利用了工人阶级坚定的美德和地方自豪感，但西班牙社会主义的表现却更胜一筹。马达里亚加写道：“马德里的社会主义是现代西班牙政治中唯一真正的历史实体，即唯一有内在生命的实体，它在这个国家的生命中，具有永久性、成长性和发展性的价值。”在第二共和国的早期，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西班牙正在朝温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路迈进。要是这样的行动成功了，苏联共产主义在西欧就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竞争者，现在的世界局势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有许多因素使这些观察者认为西班牙经济和政府自然会采取社会主义，这些因素包括：地方集体主义的传统、无所不包的教会、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及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聪明过人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在理论上，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能会使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诞生。实际上他们也试图这么做，却彻底失败并以内战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