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障碍重重，但共和国在成立的头两年里仍然勇敢地奋斗，要让一个长久以来习惯于专制政权的中世纪国家改头换面，变成拥有进步议会政府的现代国家。他们以教人感动的热情改革教育。第一任教育大臣创建了3000所新学校；第二任大臣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后来担任西班牙共和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在这个已经很惊人的数字上又增加了7000所。新宪法宣布“义务教育”，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学校可容纳四分之一的就学人口，因此这成了空谈。尽管如此，共和国于1936年开始解体时，它依旧可以自豪地说，教育系统中已新增了1万所学校。必须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新学校都有足够的人手，然而共和国最伟大的成就或许就在于民众对受教育的渴望。内战开打后，共和国依旧强调教育。即使在前线，学习也继续进行。人们传阅书，印制小册子，学习课程，教师也奔赴各处教学。从前认为不可能读书写字的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只是无论如何努力，落后的国家都不可能在5年内完成教育，而要让激动、武断的人冷静下来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宗教问题上，这是自由派共和国在西班牙引起的最严重的暴力仇恨的症结所在。教会一直都公开反对自由主义，西班牙的自由派也几乎总是反对教会。自由派本该由历史的殷鉴学到要把脚步放得更慢，但人类这具锅炉承受的压力有限。多年来计划及等待上的挫折、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独裁的障碍，加上现在他们终获西班牙人民的授权，他们压抑的热情突然间有了出口——他们难以抗拒这一切，因此共和派是以“全力以赴，对抗西班牙人顽固不化的岩石”的态度来驾驭国家这艘巨轮的。马达里亚加多年后检讨起来，认为这是共和国最根本且最致命的错误。当时最受尊敬的共和派领袖阿萨尼亚宣称，最激烈的反教权行动不可避免。
阿萨尼亚并非激进的左翼分子；他曾受教于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后来取得马德里大学的法律学位，是颇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多年来一直是作家和公务员。他的文学和评论的读者虽然不多，但其作品相当出色。他是温和而思想活跃的自由主义者。乌纳穆诺曾这么说他：“小心阿萨尼亚。他是没有读者的作家。他有能力发动革命，好让人家读他的书。”这当然是开玩笑，但阿萨尼亚对教会所做的正面攻击必定让这位老哲学家犯嘀咕：“看到了吧？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反教权的运动使得下列条款被列入新的西班牙宪法或者在不久后颁布的特别法令中：政教分离；允许夫妻在结婚两年后由双方协议离婚；教育世俗化；解散耶稣会和没收耶稣会财产，所有墓地的世俗化，除非死者在遗嘱中明确要求，否则禁止宗教葬礼；宗教自由；两年内取消国家对圣职人员的所有财务赞助。
针对教会机构的正面攻击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抗。如果共和派在这方面采取较温和的路线，教会的政治教条主义可能就会渐渐衰退，就像其他许多天主教国家一样，譬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共和派如果能更加宽容而积极渐进地推进社会立法，几乎可以确定行得通，因为西班牙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对于以前完全不允许离婚的国家，现在经过两年的婚姻，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这样的改革太过激烈。至于除非死者生前立下遗嘱，否则禁止宗教葬礼的法律，则是愚蠢的不宽容，因为九成的西班牙人去世时都没有留下遗嘱。这一革命性的变化无疑是教会长期以来的政策所导致的，教会原先要求在社区中具有一定重要性的西班牙人都得实行宗教葬礼，即使这些人留下了与之相反的指示。
自由派这种“神圣的反教权教会”的不宽容心理需要一些解释。首先，在西班牙，遣散耶稣会教士并非新鲜事。在共和国批准新的反对法令之前，耶稣会在西班牙已被压制或驱逐出境5次。查理三世在18世纪首次将耶稣会教士逐出西班牙全境后，教宗本人在整个天主教基督教世界也解散了耶稣会。这种天主教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冲突和宗教教义无关；它是源于两个强大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力量的对立：一方是强大的耶稣会组织，另一方则是西班牙即将出现但混杂异质的自由主义。这两种力量的碰撞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们没有正面冲突的必要，而这次碰撞只是削弱了共和国政府的权威。
阿萨尼亚为解散耶稣会的命令辩护，他说，耶稣会用反民主的哲学毒害学生，从而阻碍现代国家的出现。
西班牙临时政府总统萨莫拉（Alcalá Zamora）曾高声抗议这些严格的反教权措施，但徒劳无功。由于人们的热情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这些法令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并得以通过。萨莫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他辞去职务，由阿萨尼亚继任，于是大局就这样定了。如果自由派采取更温和、更缓慢的措施，或许可以挽救西班牙共和国，但他们在胜利的狂热浪潮中，浪费了他们的优势。
虽然在西班牙宗教问题上的武断决议可能是共和国垮台最大的原因，但共和国处理土地问题的方式也很令人失望。西班牙政府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来执行土地改革计划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或政治改革。此外，负责土地改革的人完全没有能力领导这项改革。他“是名漫不经心且无责任感的记者，无论在土地还是在任何行政问题上都毫无经验”。战争爆发时，大量私人土地还未充公，遑论公平地进行土地再分配；然而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这种土地改革都是西班牙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
共和政府的劳工政策则比较开明。人们有机会集体谈判；除了意外和失业保险，政府还提供了公共就业方案，以稳定并尽可能降低失业率。在劳工部长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领导下，工人社会党做了一项令人尊敬的工作，解放了劳动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尊严。在大原则上反对工人社会党的工团主义者则继续攻击他们，想要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主义不可能成功。
鉴于前述的所有错误和障碍，第二共和国能够撑这么久真是奇迹，但在1931年至1932年年初，自由主义者对民主愿景抱着近乎神秘的信心。在那段变化剧烈的年代赴西班牙的访客几乎都会立即注意到这点。优秀的政府旅游局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分部，证明了西班牙人只要下定决心，便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国家旅游局（Patronato Nacional del Turismo）在这段时期的表现空前绝后，不但提供了多种语言的导游，还有各主要欧洲语言的免费出版物，上面介绍了西班牙各个艺术古迹和地理区域的背景和意义。无论走到哪里，西班牙人似乎都充满骄傲与希望。在共和国早期的日子里可以感觉到一种梦想，尤其是在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城市工人身上更加明显。富人和保守派人士则对他们采取温和的反对态度。
工人毫无保留或偏见地阐述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希望，并对西班牙的民主深信不疑。作家和教师也持相同的观点。或许西班牙会转变成像瑞典一样温和的社会主义形式，过去中世纪的合作社区不就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不仅非常具有西班牙的风格，而且对西班牙也非常实用吗？不流血革命不就证明了西班牙已经超越了作为政府手段的暴力威胁吗？西班牙人民不是选择了最杰出的人才来带领他们前进吗？然而，西班牙的黄金岁月却并未到来。虽然人民梦想着，但共和国议会每天都在加重自己的错误，而保守的反对力量也在巩固实力并加强抵抗。
那段时期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头条新闻上的名字是亚历杭德罗·勒鲁斯（Alejandro Lerroux），老资格的激进共和党（Radical Republican Party）领袖，该党在国家议会有90位代表，是第二大集团。（工人社会党代表最多，有115人。）阿萨尼亚的共和行动党（Republican Action）只有30位代表，但他本人的地位和正直，使他成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勒鲁斯原是典型的以煽动为能事的政客，但后来变得较为温和。起先他是公开的反教权领袖，但他的极端态度已经减弱，加上其党在议会的代表人数众多，使他在议会享有礼遇。阿萨尼亚不信任也不喜欢勒鲁斯，认为他是粗鲁庸俗的政客。他完全无视勒鲁斯的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阿萨尼亚的政党成员中包括了全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这两人之间的分歧导致了议会内部的混乱。这是阿萨尼亚的致命错误；勒鲁斯原本会与他合作，但阿萨尼亚认为这有失尊严，这让勒鲁斯觉得自己和他的代表们被自由派排斥，于是开始转向右派。
在保守派这边则有希尔·罗夫莱斯（Gil Robles），他是精明杰出的罗马天主教教授，也是一流的议员，有相当多的资金支持。在两年的“自由派”政府之后，左右两派清晰地画出战线。1933年选举时，西班牙共和国突然右倾，这可能是因为大约有600万名妇女首次享有选举权投票之故。工人社会党在1931年赢得了115个议会席位，现在只剩59席。阿萨尼亚的政党由30名代表减为5名，而左派代表的总数则由282人减至99人。另一方面，勒鲁斯的中间派由90人增为104人，而右派的总票数由60增为207。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因为采取改革策略而流失大量支持者，而希尔·罗夫莱斯则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自由派在共和国头两年的立法要么被废除，要么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突然的转向证明了西班牙议会采用单院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有上议院来平衡选民情绪的迅速变化，政局会稳定得多。但由于缺乏这种稳定的力量，政府一头栽入了困境。
心怀不满的煽动派政客勒鲁斯受命组成内阁。这位新总理试图挽回军队和教会。他任命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将军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新总理治下，西班牙几乎一夕之间就发生了变化。全国经济开始步履蹒跚。农场工资大幅下降，地主再次翻身；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开始变成对雇主有利。另一方面，有关苏联的书籍涌入西班牙国内，共产主义开始真正吸引左翼选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革命热情使他越来越亲近共产主义的哲学思想。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子何塞·安东尼奥·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de Rivera）组织了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天主教领袖希尔·罗夫莱斯在访问维也纳后也采用了纳粹的一些做法。这两个极端背叛了共和国真正期望的中间道路，西班牙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