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斗争
在我看来，关于我们的颓废，最悲哀的不是颓废本身，而是负责公共事务的人经常表现出来的纯粹愚蠢。
——安赫尔·加尼韦特
在第二共和国早期，西班牙的共产党只有几千名成员，在政治上的力量微不足道。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在当时的全国政坛上同样无足轻重。将军派在苦战后获胜，法西斯主义占了上风。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非常明显地成了法西斯国家，多年来一直运用暴力、任意发布法令和恐怖行动等手法，就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
佛朗哥政权后期，独裁统治有所软化（但必须一提，这是在轴心国落败之后），这只能说明他是名讲求实际的政客，而非他有民主的觉悟。毕竟西班牙是欧洲唯一残存的法西斯政权，远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手。
至于共产主义对忠诚派有哪些影响，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因为专家的看法并不一致。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内战开始后，苏联的军事援助大幅提升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整个内战期间，共产党都强调要赢得对抗法西斯主义 的战争，同时淡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以免引起西方民主国家的警觉。回顾在西班牙亲历这段重要时期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会有帮助。
首先，我们想探究的是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G.Bowers）的看法，他是1933年至1939年这6年里美国驻马德里的大使。鲍尔斯不仅是杰出的大使兼公务员，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写了许多名著。他本人认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所有的领导人，并经常和他们接触，譬如阿萨尼亚、勒鲁斯、希尔·罗夫莱斯、将军何塞·米亚哈（José Miaja）、胡安·内格林（Juan Negrín）、普列托等领导人。他对苏联或共产主义从未抱有特别的情感。在整个内战前夕和期间，鲍尔斯一度在情感上非常支持共和国政权。他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不干涉”协议其实正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下怀。1937年7月20日，他预言：“随着每一次投降，由很久以前的中国开始，其次是阿比西尼亚，然后是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在虚荣心的煽动之下，将毫不迟疑地转向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每有一个地方屈服，欧洲战争的前景就变得暗淡一分。” [1]
鲍尔斯怎么看西班牙国内的情况呢？他在1933年来到西班牙，这年右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一方面承认新右翼政府反改革的偏见，一方面也强烈谴责“左翼社会主义者”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3年和1934年于全国各地四处威胁要发起革命。1934年，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和巴塞罗那的起义真正发生时，鲍尔斯报告说，这是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所组织的劳工起义。他也煞费苦心地指出这样的起义如何遭到摩尔人军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残酷镇压。在此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右翼政府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立法或政绩。共和国先前两年所实施的改革措施都被逆转或取消。人民对政府普遍不满。鲍尔斯先生报告说1936年，在选举前的10个月，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知名的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向他保证，右派会在选举中惨败。
鲍尔斯答说，他听到的民意并非如此，但费尔南多解释说，由于鲍尔斯是外交官，他当然只听得到上层社会、实业家和金融家的反应，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不过所有的小城镇和村庄里的人民都对右派政府很反感，他们被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阿斯图里亚斯的野蛮行径激怒，尽管这些消息因为媒体受审查而被封锁，但借着口耳相传，现在早已尽人皆知。等1936年选举举行时，费尔南多的预言果真一一实现。
[2]
阿萨尼亚领导的自由派胜选后建立了新政府。鲍尔斯说，在这个政府中并没有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激进人士。
在阿萨尼亚的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位成员与共产主义有丝毫的关联。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也是鹰派的民主人士，西班牙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的阁员全都来自保守的共和派和各民主政党，没有一名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就更不用说了……凡是脑袋清楚的人都不会把当时轴心国要对其发动战争的西班牙政府说成共产主义政权。那时法国议会里有100个共产党员，但没有人说法国政府是共产党政府；现在（1953年）意大利议会里的共产党员还要多，但也没有人说意大利是共产党政权。 [3]
在西班牙，总计473名的议员中有16人是共产党，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在政府中任职。
佛朗哥叛乱反对的是阿萨尼亚的共和派政府，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称之为“赤色”的政府，而他们也以此为借口来干预西班牙政局。这两名法西斯领导人都急于让西班牙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坟墓”。佛朗哥将军称所有共和派为“赤色分子”的习惯让他获得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量援助。
然而，他声称他反叛的原因是共和国政府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右翼的希尔·罗夫莱斯先前避开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于1936年控诉西班牙议会的罪行，包括一连串谋杀、犯罪及政府似乎无法控制的失序。鲍尔斯并不同意罗夫莱斯所列的种种不满，此时他在西班牙已待了三年，对这个国家有了深入的认识。他决定自行驾车到掠夺破坏情况最严重的地区察看。在横跨西班牙全境、长达数百英里的驾驶途中，他发现了一座惨遭祝融之灾的教堂。他虽未能到访每一个据称发生暴乱的地点，但他的考察之旅十分认真，而他能明确断言：
反叛的将军预先安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事援助，使一个和平的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其目的是结束共和国为消除残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封建制度，以及提升工人的地位至拥有人的尊严所做的改革。由于他们这种目的无法获得国际舆论的认同，必须另觅说法。因此在众将军义正词严打击叛徒，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大军抵达西班牙宁静的土地的数个月之前，他们展开了不实的政治宣传，要说服世界，让世人以为西班牙处于混乱状态，而由阿萨尼亚领导的政府则是共产党的组织。
据我所知，并没有“无政府状态”，因为我亲自造访据称发生混乱的地方，却没看到混乱的场面。 [4]
鲍尔斯并没有说罗夫莱斯提出的数字不正确，但他确实十分肯定地说，每一场民众斗殴、每一次酒吧里的闹事、每一次的犯罪和凶杀案、每一次对教会的抢劫，以及每一次的地方罢工和蓄意破坏都被列出并大幅报道，好作为政治宣传之用。他认为，如果《纽约时报》也列出并大肆宣扬美国各地每天发生的类似事件，再以“美国社会骚乱”为标题刊出，那么美国也会面对相同的情况，从而让人们以完全错误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鲍尔斯举出了共和国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全国教会及其人员的许多事例。他还表示，他确信许多众人皆知的骚乱和罪行都是法西斯内奸的渗透造成的，他们许多人伪装成当时群聚在西班牙各地的德国“游客”。他进一步指出，根据他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混乱事件根本从未发生。
对于共和派人士在这段关键时期中的内部争权，鲍尔斯大使有什么看法？他是否依旧支持他最初的强烈主张，为阿萨尼亚在1936年组成的非共产主义政府背书？
他是否依然相信，共和国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也能维持其领土上的秩序？鲍尔斯确实全心全意支持共和国，他一直都抱着它会赢得内战的希望，但他非常清楚地指出，在战争结束前，共产党的力量已深入该政府。他还说，在战争期间，共和国境内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暴行、成千上万的野蛮杀戮，且民众的房屋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共和派人士之间一直都有分歧存在。1934年起义的领袖拉尔戈·卡瓦列罗是激进派的领袖，急于以社会主义打造西班牙。鲍尔斯指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6年的选举民调中居共和派人士之首（人民阵线候选人），再加上在进化社会主义者中最受推崇的胡利安·贝斯泰罗根本未能在初选出线，已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情势。贝斯泰罗是有文化修养及品格的公务员，以其廉洁和温和而著称。共和国政府曾请他放下平静的学院生活，出任议会议长。在这样的职位下，他依旧能够在两年多的任期中保持宽容、公平、温和和斯文的态度。鲍尔斯大使说，这位杰出人物的失势以及拉尔戈·卡瓦列罗在1936年的胜利，对于在马德里的温和的共和派人来说是巨大的冲击。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