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泥水匠出身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训练有素而不拘小节的政治人物。他是“自己人”，也习惯把民众称为“工人”。他是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该党的激进派。他信仰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不想等太久。他对议会程序感到不耐烦，并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救星。不过拉尔戈·卡瓦列罗也非常诚实廉洁；他过着清苦的生活，成了工人阶级的偶像。鲍尔斯大使坚定地表示，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压倒性胜利及贝斯泰罗初选的失败，恐怕是最重要的单一事件，让右派认为左派在选举中获胜就等于认可了社会革命。即使贝斯泰罗后来获得提名，也无助于减轻这种忧虑。拉尔戈·卡瓦列罗本人也未设法安抚恐惧他的人。他自恃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又因1934年起义不成反遭右翼政府监禁的余怒未消，他就像火柴一样，准备点燃火药桶。当时西班牙监狱里还有3万名左翼分子因起义遭囚，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鲍尔斯大使并没有提到暴力事件在释放他们之后是否增加，但马达里亚加却表示，这3万名激进者一被释放，骚乱程度就猛增至原来的10倍。这发生在1936年那个灾难性的夏天。
随着摩洛哥军队反叛，右翼于7月17日出击。鲍尔斯大使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报告说，支持军事叛变者包括君主主义者、希望维持封建农业的大地主、实业家与金融家、教会、以西班牙前独裁者之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为首的法西斯分子，以及军队。
鲍尔斯说，由此开始，共和国领土上爆发了难以控制的混乱和暴动。情况一直到共和国政府牢牢掌握维持公共秩序的武力之后才获得控制。旧势力——国民卫队、警察、士兵及几乎所有的军官——已经放弃了共和国。有效的替代力量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
在社会混乱和政治暴力的环境中，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共产主义，在当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在共和派方面，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是关系密切、组织良好的集团，他们打铁趁热、立即动手，占据了很多重要位置。几个月后，最初领导内阁的卡瓦列罗不能配合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受到共产党的全力抵制，并在1937年5月17日被较受共产党喜爱的胡安·内格林博士取而代之。内格林是前内阁的财政部长，他原是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在政坛上则是较没名气的社会主义者。有了他这个理想的人物站在台前，西班牙共产党控制共和国政策的努力就不那么显眼了。鲍尔斯大使表示，西班牙共产党充分利用由苏联运来的战争物资，促使共和国政府做出这个改变。卡瓦列罗辞职的原因表面上是健康因素，但鲍尔斯表示，“他的失势毫无疑问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坚持”。 [6]
鲍尔斯佩服内格林博士的文化和语文能力；内格林能说5种语言，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拉蒙-卡哈尔的得意门生。在政治方面，内格林冲动、过于自信，自认为可以应付任何事或任何人，但他应付不了共产党人。鲍尔斯先生没有注意到这点，显然在他看来，内格林是勤奋、敬业、开放的社会主义者，这的确是他一直以来的标签。
1937年5月之后，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得不退居二线。他继续发表激烈的演讲，任何怀疑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人，只要读读他的言辞，就绝对会相信他的热忱。后来他逃到法国，在纳粹占领法国时被关进集中营。鲍尔斯说，卡瓦列罗在战争结束时由集中营获释，身体已衰残不堪。他在1946年的一场截肢手术后于巴黎去世。
内格林是个勇敢的人；在内战最后悲惨的几个月里，他勇敢地苦撑，希望欧洲能爆发大战，拯救西班牙共和国。在内战接近尾声时，马德里的共和派罢免了他，认为他的领导太过左翼，而内格林不得不逃亡。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鲍尔斯大使并不认为他受制于共产党人，写下经典著作《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 ）的休·托马斯（Hugh Thomas）、《纽约时报》在内战期间驻西班牙的通讯记者赫伯特·马修斯也持同样的看法。马修斯在《轭与箭》中写道：
内战后半期的共和国总理内格林和你我一样都不是共产党员。他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者，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就像英国的工党党员一样，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内格林博士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至少坚持到欧洲战争爆发为止，他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看到欧洲战争即将到来。如果没有西班牙共产党人或苏联的帮助，他就无法继续内战，无法让西班牙共和国继续撑下去。苏联是唯一愿意出售武器给他的国家，也是在国际联盟中少数几个支持西班牙的国家之一。
由这个角度来看，内格林博士是“赤色分子”甚至是其同路人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内格林政府从未受“赤色分子”支配。以往有许多人都说，要是共和派获胜，那么西班牙将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现在也有许多人如此认为，但在我看来，这并非实情……我确信西班牙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最好的证据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情况……即使在有大规模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大利和法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7]
鲍尔斯大使并没有称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但他认为莫斯科在以提供武器为条件迫使共和派在政治上让步。鲍尔斯还提到，共和军中有太多共产党员，但“每一个共产党员旁边都有一名非共产党军官为他的行为把关”。不过鲍尔斯断言：“若世界自1945年以来有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出于选举政 治组合的目的而把共产党纳入人民阵线，影响是巨大的 。” [8] （粗体为作者所加。）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并不相同。墨索里尼急于主宰地中海地区，他认为若把西班牙纳为盟友，可助他实现这一野心。如果西班牙实践法西斯主义，也会引起法国极大的忧虑，让法军撤离意大利边境。墨索里尼征服和军队凯旋游行的伟大梦想也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认为意大利士兵必须借着战斗，保持良好的训练。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婿）也热诚援助佛朗哥将军。这两个意大利领导人都非常害怕西班牙会变成“赤色”政府，并在所有的公开声明中都充分表达这一点。
希特勒则是在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影响下介入西班牙的，至少这个德国元帅在纽伦堡大审判做证时如是说。戈林急于测试他成立不久的纳粹德国空军的实战能力。他和希特勒两人都歇斯底里地恐惧“赤祸”。希特勒说，要不是因为这种忧虑，他会把西班牙留给共和军，而“教会就会遭摧毁”，他兴致勃勃地如此补充。意大利和德国都渴望借着帮助佛朗哥，战胜脆弱的西班牙共和国，打击“颓废的民主”。此外，西班牙长期内战将吸引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关注，让德国趁机重整军备。意大利和德国都认为西班牙内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欧战做演练，他们希望借这场更大的冲突统治整个欧洲。
送抵西班牙的外援数量一直没有正确的纪录，但是根据现有的各种报道和档案，休·托马斯在精彩且详尽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列出了可说是非常接近事实的数字。德国对佛朗哥的援助总计超过5亿德国马克，而德军在西班牙人数最多时，有约1万名士兵和飞行员，其中包括30个大炮和反坦克连，以及数量不详的空军中队。意大利分批派了10万大军来协助佛朗哥，但其士兵在西班牙的人数从未超过5万人。
这场战争造成6000名意大利士兵死亡。齐亚诺伯爵表示，意大利曾派出上千架飞机援助佛朗哥将军，但这个数字可能略高。官方的斯蒂法尼通讯社（StefaniNews Agency）报道的数字为763架意大利飞机和141台飞机发动机。同一通讯社还列出了7663辆汽车、10135支自动化枪械和1672吨炸弹的清单。 [9]
送抵共和军的外援则少得多，其中主要来自苏联。德国武官报告说，苏联派遣了242架飞机、731辆战车、1386辆卡车及920名官兵，另外还送去了数千吨的燃料、衣物、医疗品及小型武器。法国支持共和派的官方数字则为200架飞机，也许其中许多飞机是共和派私下向法国和其他国家购买来的。在共和国这方的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中，外籍官兵的总数从未超过2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都在行动中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