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坦克、火炮和飞机的数量上，共和军以1比10居于劣势，因此尽管他们的军队人数接近100万人，但除非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支持大量重型装备，否则他们的失败便是定局。这样的援助从未送抵共和派手中。
共和军得到了法国象征性的支持，但英、美两国却都采取彻底“不干涉”的政策。两国政府都对西班牙实施武器禁运，并获得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支持。美国国会对禁运投票时，众议院只有一张反对票；参议院也只有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反对。纳粹政府迅即称赞此举，佛朗哥亦表示，罗斯福总统在禁运一事上，表现得像“真正的绅士”。
公平地说，不能把美国的“不干预”或“孤立主义”政策归咎于华盛顿政府。美国政府对舆论非常敏感，除非国人有强烈的情绪，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国人支持，否则不可能运送军备给西班牙共和国。这样的事史无前例。大多数美国人都乐见共和国战胜佛朗哥，但很少有人愿意冒着开战的风险，扩大物资的援助。如今回顾起来，我们也只能指出哪些领导者正确地阐释了当时的局势，哪些没有。鲍尔斯大使应该比美国政府中的任何人都清楚情况，在我看来，他是对的。
托马斯在《西班牙内战》中指出，美国曾有一刻差点解除武器禁运。那是1938年5月，内格林为解决冲突而宣布了他的十三点方案，主旨是要所有外国军队都撤离，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西班牙要有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官员及著名政坛名人才终于了解禁运为轴心国带来的好处。此时，曾任胡佛总统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战争部长的史汀生发表了坚定的声明，赞成解除禁运。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Dodd）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爱因斯坦及其他德高望重的美国人签署了请愿书，敦促这一行动。参议员奈和众议员拜伦·史考特（Byron Scott）在国会提出撤销禁运的决议案。显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暂时改变了观点，并决定在背后运用他的影响力。于是消息在精心筹划之下走漏给《纽约时报》。政府急于了解公众的反应。刚被派往伦敦的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P.Kennedy）警告说，此举可能会引发欧洲大战。数千名美国天主教徒也发起类似的抗议活动，反对向西班牙赤色分子提供援助，而罗斯福总统受到这样的压力，只好要求赫尔改变立场，后者也立即从命。 [10]
1939年《纽约时报》派驻西班牙记者的托马斯·汉密尔顿（Thomas J.Hamilton）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出版的《绥靖的产物》（Appeasement’s Child ）一书中，扼要地总结了法西斯派的胜利。他指出各民主国家的“不干预”政策剥夺了西班牙共和国购买军备的权利，造成共和国的失败，又说：
另一方面，轴心国决定给予佛朗哥足够的帮助，让他赢得胜利，根本不理会委员会（非干预委员会，即Non-Intervention Commi ee）。其实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愿意，大可以助佛朗哥早一年赢得内战。他们如此谨慎地分配援助……似乎证实了他们故意利用内战，在民主国家造成分裂的说法。当然，分化伦敦和巴黎比在西班牙扶植法西斯政权更重要；那虽也是有用的次要成就，但在这里，战争时间拖得越久，法西斯主义就能越稳当地压在西班牙背上，让佛朗哥更容易受他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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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还扮演了什么角色？直到内战开始之时，共和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双方接着互换了大使，苏联派了马塞尔·罗森伯格（MarcelRosenberg）驻马德里。
在西班牙内战开始后不久，苏联军援就抵达西班牙，国际纵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士兵是共产党人或其支持者，他们大半是出于宣扬共产主义的热情而参战的。在纽约市一直有人招揽“为西班牙民主而战的志愿兵”。在这些反法西斯的集会上，人们收取捐款，并热情洋溢地为流血的西班牙民主发表演说，当共产党人最爱的歌曲响起时，共产党人便高举拳头致敬。而后来，英国遭受敦刻尔克的灾难，法国遭到纳粹军队掠夺其领土时，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其他战争时一样，他们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今亦然。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援助有一定的目的性，一旦他们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站稳脚跟，就永不放手，而且还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收越紧。只要情况的发展合乎他们的期望，苏联的装备就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但如果西班牙人变得太过独立，这些供应就会减少为涓涓细流。此外，苏联的装备经常被用来威吓那些不愿按苏联意志行事的人。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它的吸引力究竟有什么秘密？休·托马斯清楚地表明：
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掌握未来的气势，很有活力，政治态度务实，加之苏联的武器威名在外，有志者自然都愿意加入共产党。到1936年底，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大约30万。但正如冈萨雷斯·佩尼亚（Gonzáles Pe?a）所说的，要不是因为视觉宣传（苏联飞机和坦克）的力量，他们也不会那么成功。巴塞罗那的共产党人凭借支持私有制和反对革命的额外优势，在各处都站住了脚。 [12]
他们和该地区的无政府主义针锋相对。
共产党人总是支持最忠于他们观点的人。拉尔戈·卡瓦列罗、胡安·内格林和阿瓦雷斯·德尔·巴约（Alvarez del Vayo）恐怕是最助长他们声势的人。先前我们已经谈过了前两个人物的角色。而第三位阿瓦雷斯·德尔·巴约，则先后担任过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的外交部长。他在1930年访问过苏联，而且也和内格林一样，虽然从未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遵循共产党的路线。渐渐地，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被挤到了不重要的角落。
1938年4月，内格林博士展现出独断独行的态度，接管了国防部，却没有放弃总理职位，并将战争部、海军和空军全部交到身为共产党员的副部长手中。外交部门被交给阿瓦雷斯·德尔·巴约，后者也任命了一名身为共产党员的副部长。阿萨尼亚总统的权力被架空了。下面让阿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明他自己的立场，这是引自他在1940年二战爆发时出版的《自由之战》（Freedom’s Battle ），其中很难看出他是如自己所称的自由爱好者。书中非但没有反共的言辞，而且作者显然认可苏联的所作所为。但在第219页，他明确地说出了他对民主政府的感受：
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总理期间，在程序上，内阁要对重要决定投票。每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必须采取强力措施时，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大多数人都投票支持总理的立场，但内阁中的普列托集团却总投票给政策举棋不定的温和派。但内格林博士担任总理时，他采取不同的做法，仅在死刑判决时才进行投票。在任何其他事项上，内阁不必协调分歧的意见，每一位部长都可以自由表达他的观点，最后由总理就大家讨论的结果做出决定，不必投票。这确保了较有力的领导。 [13]
1938年8月，就在内战结束前7个月，内格林博士检阅了他在巴塞罗那内外所能征召的所有战车和飞机，并且在这次阅兵后，要求阿萨尼亚总统同意他希望任命的新内阁。从这一刻起到内战结束，内格林都是西班牙的实际统治者。阿萨尼亚总统又撑了5个月，最后离开西班牙。内格林赴巴黎拜访他，试图说服他回国，但阿萨尼亚不愿意再当傀儡，依旧留在法国。内格林回到西班牙背水一战。他希望欧战爆发，说不定可拯救西班牙共和国，但最后却差了几周而错失机会。
苏联人非常明显地想在西班牙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让共产党或亲共产党人士掌权。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赢得内战，并在战斗中尽一切努力让共产党人或亲共人士掌握权力。尽管大多数共和派人士反对，但到内战尾声的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占了上风。共和派内有各种立场和派系，但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却能团结一致，因此他们在政治上能有更大的力量。
然而，西班牙共产党后来做过了头。共和派需要他们所能取得的一切帮助，甚至愿意忍受各种轻蔑侮辱来争取援助。苏联是唯一帮助西班牙的国家，因此也是唯一能对西班牙共和国施加强大压力的国家。如果民主国家能向支持共和政府的人士提供大规模的军援，无疑能发挥更大的影响，但它们并未这么做。在苏联援助不可或缺，且仍有助共和国获胜的机会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要求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只是在战争尾声，非共产党人的共和派人士脱离他们，建立了完全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政府。两组人马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反抗的共和派获胜。他们的领导人是全马德里最受尊敬的胡利安·贝斯泰罗、共和军司令米亚哈将军，以及首都指挥官塞西斯蒙多·卡萨多（Segismundo Casado López）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