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格林博士失势后搭乘飞机赴法。几周后，内战于1939年3月26日结束，共和军解散。
极力反对佛朗哥政权的老牌自由派共和党人马达里亚加，他对自己的共和派同僚可没有像鲍尔斯大使和《纽约时报》记者汉密尔顿及马修斯那么客气。马达里亚加指卡瓦列罗领导的西班牙左派在1936年策划造反，并说他们打算“强迫西班牙采取无产阶级专政”。
马达里亚加对胡安·内格林和阿瓦雷斯·德尔·巴约的看法是，他们是共产主义路线的追随者，几乎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理想牺牲一切。内格林在1938年5月宣布了可能和平解决内战的十三点方案，马达里亚加尖酸地评论道：“他们义正词严、无懈可击，但和事实及其政府作为都相去甚远，因此知道他们底细的人，都无法对他们产生信心。” [14]
马达里亚加甚至否认轴心国对佛朗哥将军的援助对内战结果举足轻重。他的言论与鲍尔斯大使的观点并不完全吻合。他们两人都是西班牙共和国和内战真挚且诚实的诠释者，两人都以正直和客观著称。鲍尔斯的优势在于，整段内战期间他都留在西班牙，但马达里亚加的优势则在于他和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交好。真相必然存在于两者看法的中间地带，介于这两个人所写的文字之间。无论如何，现在看来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支持共和国政府，出售武器给它，早早施压，并在内战期间持续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采取了如此做法。西班牙或许不会像其他西欧国家那样立即响应，但它会有所回应，因为它大多数的人民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愿，而且它也别无选择。
西班牙内战给西班牙造成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破坏。休·托马斯估计：大约32万人在战斗中丧生，约22万人死于疾病或营养不良，另外至少有10万人遭处决或谋杀，总计约有64万人死亡。战争结束后，至少有200万人被羁押在佛朗哥的监狱中，刑期各不相同。战争本身破坏了大量的建筑物：25万栋房屋被毁、25万栋受损、183座城镇惨遭蹂躏、2000座教堂被毁。幸运的是，在战争中于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兴起的产业并未遭受太多影响，但在西班牙有三分之一的牲畜被杀，大部分农业机械也遭到破坏。铁路损失了61%的客车、22%的货车及27%的火车头。战争造成的不动产方面的损失约为20亿美元，但整个内战的耗费至少是该金额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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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最悲惨的结果之一，就是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并有数百人遭到放逐。内战爆发时，这些人大都在马德里被捕，几乎所有人都签署了支持共和国的声明，包括名医马拉尼翁-波萨迪略、小说家佩雷斯·德·阿亚拉（Ramón Pérezde Ayala）、文学评论家梅嫩德斯·皮达尔、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及其他许多人。
由于共和派的暴行和共产党在政府中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些人不久就逃离了西班牙，并在安全抵达海外之后便开始批判共和国。
诗人洛尔迦在暴力冲突爆发之际返回格拉纳达的家，如他所说，家乡父老都认为他是那里的“小小的荣耀”，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平安无事。没想到他却因为是共和国的忠实支持者，而在半夜遭法西斯分子逮捕并杀害。 [16] 著名散文家拉米罗·德·马埃斯图（Ramiro de Maeztu）在马德里被共和军枪杀。年轻一代中最杰出的小说家拉蒙·森德（Ramón Sender）加入共和军作战，他的妻子和兄弟因此被敌对派杀害。西班牙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大举出走后，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内战爆发时，巴罗哈由共和军的领土逃到国民军领土，但他发现这个地方也待不下去，所以逃到国外。不过他在战争结束不久返回西班牙，并继续在那里生活，直到几年后去世。阿索林逃到巴黎，后来也回到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伟大老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一直支持共和国。他后来被迫以难民身份逃亡，死在法国的货运车厢里，最终长眠于法国的土地上。
内战爆发时，乌纳穆诺在萨拉曼卡，而他在冲突的最初几周支持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到了10月，他改变了心意。德国军队亵渎了西班牙的土地，西班牙的长枪党在他心爱的萨拉曼卡大肆宣扬狂热盲从的思想。1936年10月12日，萨拉曼卡大学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庆祝西班牙人口中所称的“民族日”（día de la raza）。这是西班牙（资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纪念日，西班牙以此为契机一跃成为全球性大国。出席仪式者包括佛朗哥之妻、一位名叫米兰·阿斯特赖（Millán Astray）的法西斯将军、大学教授、市民、长枪党人，以及乌纳穆诺本人。仪式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米兰·阿斯特赖将军发表了充满激情的煽动性演讲，他对共和国，尤其是对支持共和国者所居的巴斯克及加泰罗尼亚两地大肆批评。听众情绪激动起来，几个穿着蓝色衬衫的长枪党人向这个法西斯主义者致敬，并大喊：“死亡万岁！西班牙自由统一！”
身为校长的乌纳穆诺终于起身说话了，人人都洗耳恭听。这位老先生毫不动摇；他立刻说了一句“死亡万岁”的口号是“毫无意义且恋尸的”，接着愤怒地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辩护，并在最后对米兰·阿斯特赖将军发起了攻击。这样的演讲在国民军的领地上前所未有。米兰·阿斯特赖被激怒了，他无法克制自己，用尽力气高呼：“知识分子下台！死亡万岁！”乌纳穆诺回答道：
这里是智慧的神殿，我是它的祭司。是你亵渎了圣地。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足够的蛮力，但你无法让人们信服。因为要取信于人，必须要先行说服，而你缺乏说服所必需之物：斗争中的理性和正义。我认为劝你为西班牙考虑是徒劳的。我说完了。
听众们目瞪口呆。“大家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教会法的教授挺身而出，一手挽着乌纳穆诺，另一手则拉着佛朗哥太太。这是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之后他被软禁家中。要不是国民军当局担心会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他可能已经被监禁了。”1936年的最后一天，这位老人去世了，享年72岁。 [17]
成千上万的自由派人士逃离西班牙，以躲避佛朗哥的新教会国家。整个出版业几乎全都离去，最优秀的作家、大学教授、艺术家和科学家也一同离去。两位最重要的西班牙史学家，拉斐尔·阿尔塔米拉（Rafael Altamira）和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双双流亡。全国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亚历杭德罗·卡索纳（Alejandro Casona）和西班牙最优秀的文学及社会评论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以及马达里亚加、拉蒙·森德、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佩德罗·萨利纳斯、路易斯·塞努达（LuisCernuda）、何塞·贝尔加明（José Bergamín），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和其他数百人。
这些人无法忍受佛朗哥。他们之中没有极端主义者，全都是值得敬重的自由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与自由深具信心。失去这些人是西班牙难以弥补的损失。除了不幸的死难者之外，最受景仰的领导人自愿流亡，也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命脉。总共有三四十万人越过边界进入法国；其中约一半留在当地，另一半则分散到天涯海角。
最后有数千人又回到西班牙，1万到2万人赴墨西哥，还有大批人去了美国。除了墨西哥外，拉丁美洲国家大都紧闭门户。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西班牙民众都没有英明的领导人，致使国家缺乏骨气。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民众成为一盘散沙或顺从的羔羊，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西班牙内战在全世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的心中激起了熊熊烈火。海明威、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和乔治·奥威尔都积极支持共和国的理想，战争也塑造了他们的人生。加缪解释了原因：“正是在西班牙，人们才知道即使是对的却依然会遭打压，蛮力可以战胜精神，勇气有时候得不到报偿。无疑，这就是为什么世人会将西班牙的戏剧视为一种个人的悲剧。” [18]
或者如英国学者特伦德所说：“（西班牙）在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整个现代文明。” [19]
[1] F.Jay Taylo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1956.
[2] Claude G.Bowers,My Mission to Spain ,Simon and Schuster,New York,1954.
[3] F.Jay Taylo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1956.
[4] Ibid.
[5] Claude G.Bowers,My Mission to Spain ,Simon and Schuster,New York,1954.
[6] Ibid.
[7] Herbert L.Matthews,The Yoke and the Arrows ,Braziller,New York,1961.
[8] Claude G.Bowers,My Mission to Spain ,Simon and Schuster,New York,1954.
[9] 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 ,Harper,New York,1961.
[10] Ibid.
[11] Thomas J.Hamilton,Appeasement’s Child,the Franco Regime in Spain ,Knopf,New York,1943.
[12] 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 ,Harper,New York,1961.
[13] Alvarez del Vayo,Freedom’s Battle ,Knopf,New York,1940.
[14] Salvador de Madariaga,Spain,a Modern History ,Praeger,New York,1960.
[15] Hugh Thomas,The Spanish Civil War ,Harper,New York,1961.
[16] Ian Gibson,El asesinato de Federico Garcia Lorca ,Editorial Bruguera,Barcelona,1981.
[17] Ibid.
[18] Time ,December 11,1972.
[19] J.B.Trend,The Civilization of Spain ,Oxford Univ.Press,London,1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