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前几周的那些糟糕日子里，长枪党在西班牙的所作所为和希特勒的冲锋队在德国所做的事情大致相同；其成员组织骚动和暴乱，大肆挑衅、侮辱政府，并用各种恐怖手段对付反对他们的有力人士。这是一个崇尚暴力和暗杀的政党，尽管何塞·安东尼奥个人强烈反对这种策略。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40名长枪党人和50名共和派人士被杀。在内战爆发前几周，何塞·安东尼奥本人被共和国逮捕，先是被囚禁在马德里，然后被送到巴伦西亚附近的阿利坎特当人质，这让他的信徒不敢轻举妄动。1936年7月17日军方叛变时，他在狱中。同年秋天，他在共和派法庭受审，并被判处死刑，正式的罪名是他参与反叛共和国的准备工作。
何塞·安东尼奥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但判决结果已成定局。宣判之后，他迫不得已向在马德里的共和国内阁提出上诉，但这群人意见不一，而他们还在审查这个案子时，地方当局就自作主张，处决了何塞·安东尼奥。斯坦利·潘恩（StanleyG.Payne）在关于长枪党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这个年轻人的审判和他在世的最后时光，认为对他的指控可能与事实不符，他只是替罪羊。 [2] 当然，他去世后，在所有反共和国人的眼里，他就成了烈士。这个消息传到共和国的敌对阵营后，他们立即审判并处决了共和派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儿子作为报复。
何塞·安东尼奥既死，长枪党就成了佛朗哥将军手中的一枚棋子。内战结束后，这年轻人的遗体被重新葬在佛朗哥将军的烈士谷的主祭坛前，迄今仍然有些西班牙人视他为佛朗哥“圣战”的伟大烈士。然而，他原本的许多追随者最后都反对佛朗哥。长枪党的政治和经济哲学主要体现在（建立）带有垂直工会（包括管理层）的国家工团主义社团国家的概念上，在佛朗哥将军接收后，却为了配合他的目的而改变。长枪党人也创造了几个颇具说服力的口号，后来被将军采用，有很好的心理效果。长枪党本身也分裂为左右两翼；右翼的想法多少和佛朗哥将军相似，而左翼则信仰社会改革。佛朗哥担心左翼的活动和承诺可能失控，因此急于吞并这个群体。
佛朗哥将军的全名是弗朗西斯科·保利诺·埃梅内希尔多·特奥杜洛·佛朗哥·巴阿蒙德（Francisco Paulino Hermenegildo Teódulo Franco Bahamonde）。他于1892年出生在加利西亚省的埃尔费罗尔（El Ferrol）。他的家族以长寿闻名，其父亲活到93岁，祖父寿命也达102岁的高龄。佛朗哥在1907年进入位于托莱多的军事学院，自此开始以从军作为终身职业。国民军在1936年发动叛乱时，他是西班牙共和国的陆军参谋长。他在此事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由此立即成为叛军的领袖。
佛朗哥先前曾随西班牙军队派驻在摩洛哥多年，被认为是个从不发脾气的强有力的领袖。他很擅长行政，也是勇敢的军官。打从他称作“光荣运动”的叛乱爆发开始，摩洛哥军队，包括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内，就是他最坚定的核心支持者。佛朗哥有钢铁般的意志，并且具有在西班牙人身上少见的冷酷，精于算计。有时他挂着淡然的笑容，对群众的欢呼很少流露情绪。他从没有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喜爱掌声，而总是将其视为他胜利的自然结果。
他在摩洛哥时期的一个故事揭示了他的个性。由于伙食太差，外籍军团经常闹事。有一天，号角响起数次，士兵才不情不愿地集合接受检阅，佛朗哥在检阅时没有任何恼怒的迹象。他在一名身材魁梧的士兵面前停步时，这人突然把他野战餐盒里的东西朝将军脸上丢去，并破口大骂说：“你喜欢猪食！好，把这个拿去！”佛朗哥不动声色，冷静地掏出手帕，抹去了制服上的飞溅物。他检阅完之后，先下令立即改善军粮，然后平静地说：“把那人带出去处决。”
佛朗哥从不和蔼可亲，他在西班牙从来没有真正受人民爱戴。尽管有些人总是为他呐喊，但在他赴西班牙各城市时，通常都只听到敷衍的掌声。他总是乘坐一辆劳斯莱斯的防弹车，由特勤局人员围着，在某些国事场合，则由包戴着头巾、骑在马背上的摩尔卫兵保护。但凡他暴露在群众面前的场合，都会明显看到许多拿着冲锋枪的护卫。
国民军起义25周年纪念时，我正在马德里，当时正计划举行一场盛大的“胜利”庆祝活动。军队将沿着美丽的卡斯特利亚纳大道游行，预计会有大批群众。露天看台沿着整条大道设置，却与游行的军队队伍隔着一道厚厚的铁丝网，这正象征了佛朗哥独裁统治多年的丑陋和不安。
佛朗哥政权是西班牙历史上统治最长的政权之一，在他统治西班牙的36年间，佛朗哥和他的政权融为一体。他是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政府的首脑，以及全国唯一政党的领导人。他的议会只有一种权利：批准他的政令——如果佛朗哥要他们批准的话。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西班牙和中南美洲独裁者常有的那种奇特感受，要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提供合法的面具。
将军执政的头几年并不成功。全西班牙经济萧条，几乎停顿。西班牙内战才结束，“二战”就爆发，西班牙没办法更新损坏的运输设备和已遭破坏或老旧的机器。“二战”结束后，西班牙发现他们同时被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疏远，被排除在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但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感到不安和恐惧，开始急于在共产主义集团周围建立包围圈来保障自身安全。原本一直很盼望美国在西班牙设立军事基地的佛朗哥将军突然变得冷漠起来，等着美国自己找上门。1953年，双方达成协议；这是自西班牙内战以来，外援首度涌入西班牙，毫无疑问，这些提振并拯救了它的经济和政府。1955年，西班牙被联合国接纳，成为其会员国。
佛朗哥将军自认为他在内战中所发起的是圣战运动，西班牙各阶层也大都同意。1937年，除了三位主教外，其他所有的西班牙主教都签署了支持国民军的牧函（主教写给教友的公函），为国民军背书。然而他们也在这份文件中指出：“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内战结束后，佛朗哥独揽大权，直到1953年，佛朗哥才和罗马教廷达成关于西班牙教会的协议。其实佛朗哥早已自行恢复了耶稣会士的影响力，并取消了共和国所有反教权的法律，只是他要让世人看到他与罗马关系良好，因此才有了1953年的教廷协定。
西班牙国家元首和教宗的这项协议，是向罗马迈进的明确一步，因此也是远离西班牙宗教分离主义的做法。从长远来看，这的确是走向宗教自由主义，摆脱西班牙狂热主义之举。在1953年的协议中，教会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也掌握了教育，罗马天主教会被认定是西班牙唯一的宗教，圣职人员在法庭上获得某些特权，几乎使他们成为国内的一个独立群体，教会财产免于被征税，高级教士要教宗与国家元首双方协商后再任命。
这项协议让佛朗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国际上的尊重，但西班牙国内有很多国民对此感到恼火。长枪党右派持敌意是因为西班牙政府手中没有保留足够的权力，佛朗哥的反对派则因教会被官方赋予诸多权力而不满。教会的领袖则因在新职位上感到更安全，因此毫不掩饰他们的渴望——渴望更多的社会正义、新闻自由、公民自由，以及制度化的政权，来实现某种合乎逻辑的权力继承。
西班牙所有理性的公民也都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但教会对这些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认为其能保证20世纪30年代反教职人员的残酷暴乱不再发生。
《纽约时报》评论说：“经验丰富的观察家认为，长期被指责为反动的西班牙天主教会，正在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在工人眼中摆脱和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的关系，以巩固其自己在任何未来政权中的地位。”
西班牙宗教中较为保守的一面是由被称为主业会（Opus Dei）的组织所代表，它后来在政府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左派批评者称其为“天主的章鱼”（Octopus Dei）或“神圣黑手党”（Holy Mafia）。而西班牙极右翼人士则称其为“新的白色共济会”，认为它太自由。主业会于1928年由一位富有律师转任的神父在马德里成立，慢慢获得了地位、金钱、影响力并受到尊重。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核准主业会为天主教官方承认的俗世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