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朗哥时期接近尾声时，私人投资是一种巨大的伪装。投资于工业的大部分资金都由私人银行掌握，其中有些是由主业会控制的。这些人由富裕的企业家、贵族和大地主支持，共同组成了由国家和政府工会支持的寡头政治。他们的政策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即使并不反动，也加剧了社会其他领域的紧张情绪。这些集团投资建筑业和不动产，使这些领域出现不受控制的投机情况。
譬如，自1940年以来，所有主要的建筑合同，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其他的，全部都由4家公司控制（分别是Huarte、Agroman、Dye、Entrecanales）。他们贿赂地方官员，公然违反建筑分区的法规，阻碍了马德里合理的城市规划。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垄断利益。独立投资或“中型”的公司几乎没有机会。西班牙的公司要么是利益勾连的超级大企业，要么是非常小的家庭手工作坊，譬如制鞋和家具制造。
总之，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导致人口和资金朝三大地区集中：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东部和南部沿海也出现了为吸引观光客而开展的建筑热潮。这一切都有助于加强上层阶级的寡头统治，但在下层阶级中，却制造了摩擦和潜在的政治及社会动荡。政府承诺的未来发展计划、法律改革、劳动立法和税收改革，应该有助于缓解经济在这些方面的问题。
工资、价格、通货膨胀
由于各阶层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包括农场工人在内的每日最低工资的提高，14岁以下儿童免费教育计划的实施，加上奖金、补助、贷款和其他好处，一般工人的生活获得整体改善。但是有三个问题：（一）支持这种社会福利的资金来自何处？（二）工资上涨带来物价上涨，使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跻身欧洲各国前列（譬如，西雅特汽车一方面为工人大幅调薪，一方面迅速调涨所有车款的价格）；（三）普通工人收入增加不仅是因为基本工资提高，而是以他们夜间兼差、加班和全家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西班牙的工资数字很少代表实际收入，因为基本工资与实际收到的金额几乎总有差异。社会保险和所得税虽依基本工资计算，但总工资或实际工资则按14或15（不仅仅是12）张薪水支票、红利、各种奖励、利润分享、家庭人数、加班及其他项目来计算。有些工作的这种额外收入占基本工资的一半，而这个金额不受社会保障税（占底薪的38%）的限制。雇主通常支付社会保障税的30%，工人则支付剩余的部分，但在某些情况下，雇主支付全部的税额。社会保障在西班牙劳动法中是不可免除的权利，如今执行的情况比以往更加严格，因为先前工人经常收到秘密“信封”，内含未经上报的现金，作为部分工资，而这些酬劳并未支付社会保障税。政府如今对这种情况处以重罚。
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10年，西班牙建筑业一片火热。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组成的工业三角不但向上，而且朝四面八方推进，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南方和东方海岸由于过度建设和大量涌入的外国人而拥挤不堪。投机行为猖獗，大量房地产开发商利用旅游热潮获利，而政府几乎没有向他们征税。然而西班牙确实在12年间兴建了300万套新住房，纾解了居住环境拥挤的情况。
20年前，在西班牙的火车的三等车厢上，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食物。甚至连提起内战时，大家回想到的也是战争期间和之后可怕的饥饿，而非战争暴行。如今家庭主妇虽仍关心食物的价格，但饥饿不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在当今的火车上，谈话围绕着公寓的价格、到哪里度假（或上次度假的地方），怎么为孩子筹措教育经费，怎么买更大型的汽车，当然还有足球。斗牛已被足球彩票取代。先前西班牙人以对外国人彬彬有礼而闻名遐迩，如今这种礼貌则隐含着一种怨恨，尤其是对那些不会说西语的外国人。
物质进步十分脆弱，在它变得最明显、最瞩目时，就是人们必须保持警惕，试图看到其背后问题的时刻。尼采曾说，从长远来看，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已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话确实有一点道理。佛朗哥的经济奇迹解决了西班牙的一些问题，却忽略了其他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后继的政府来说，绝非轻松的负担；即便不是天才也能明白，他们恐怕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极高的智慧，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通货膨胀、失业和恐怖主义的崛起，以及佛朗哥严密“结构化国家”逐渐弱化的外在迹象之外，其经济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基本缺陷。所有这些问题依旧存在。
三大问题领域
一、农业
最急迫的农业需求：
（一）培养更多年轻人、教育更多专家并引进新技术。
（二）提高工资、缩短工作天数、扩大社会保障、保证休假。
（三）改善通信，使技术和机械现代化。
（四）养护土地、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物，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五）大小庄园的土地改革，控制小块土地消失的节奏，重新分配大型合作土地。
（六）通过发展水力发电、修筑水坝和疏浚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
（七）更新从农民到消费者的市场组织。
（八）建立工业基础设施，以平衡农业部门。
考虑到西班牙农业的本质——土地分配极度不均，降雨不规律，灌溉不足，小麦、谷类等旱作农业作物的回报率低，依赖农业雇工的季节性农作（如橄榄、葡萄、柑橘、棉花、软木等），机械化程度低，劳力廉价——人口外流到城市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外流本身并不会对西班牙经济造成损害，其实如果能配合以合理的土地改革、现代技术，给农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提供保护性农业的技术，还会有利可图——一言以蔽之，如果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话。过去几十年来，农业当然有了进步，但它依然处于经济行列的末端。上述改革仍在缓慢地进行，但过程中也有旧结构和新科技相对立的问题。农业领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能干青年来改造。
西班牙的总面积为123400000英亩 [1] ，其中8%完全不能进行农业生产，51%是森林和牧场，41%是耕地。这个数字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当，但结果和产量却截然不同；旱作农业占了六成，只有12.6%的耕地是灌溉土地（主要是埃布罗河、东部沿海地区、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以及卡斯蒂利亚的一小部分）。如果能实施良好的灌溉计划，这个数字可以翻倍。
土地改革： 在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在于，地主手里有大面积的土地尚未开垦，或者留下休耕，或用于放牧、租给佃农，或只有季节性的农业雇工在其上工作。1971年土地改革法（Ley de Fincas y Comarcas Mejorables）要求大型土地的所有者必须种植部分土地，不然就会被征用，但因上层阶级仍有太多的权力，使得该法并未严格执行，不过已有一些改进。位于托莱多省塔拉韦拉附近的塔霍河畔马尔皮卡（Malpica del Tajo），当地的公爵和他的侯爵妹夫已把他们广阔的土地变成模范农场。虽然他们不得不砍去一些橄榄树，但他们引进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开发出欧洲最大的实验牧场之一。起初，这个死气沉沉小镇的居民持怀疑态度，但现在他们充满热忱，也更加富裕。而供水增加、区域绿化和适合狩猎，反过来吸引人们在镇上兴建周末别墅，所以每个人都获利。
相较之下，也有像卡塞雷斯这样的省份，其中40%的耕地掌握在10%的居民手中，而这些人就是在卡塞雷斯风景如画的老城区拥有空旷豪宅的地主。他们只有在婚礼和洗礼仪式时才返回家园。猪倌皮萨罗的后代正在剥削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因此去往城市和海外的移民潮还在继续。现在这里是哪种征服者的土地？马德里？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