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是这几年来政府大肆鼓吹的“模范城镇”带来的问题。这些城镇失败的一个显著原因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已迁往城市，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已在这些小块土地上工作了几个世纪。这些老人不愿被重新安置。这还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每个较古老的村庄，无论多么贫穷，每一幢房屋都有自己的个性，而模范城镇则整洁、洁白、枯燥乏味、欠缺个性，可以与都市中工人所住的蜂巢住宅相比拟，不过的确更舒适，也拥有更多的现代化设备。
在拉曼查、安达卢西亚及埃斯特雷马杜拉，就有很多像这样的新型模范城镇。
它们大多位于平坦的地区，有大片土地可供耕种、灌溉、饲养家禽及牲畜，而在一切设施的中间，最突出的建筑物就是教堂及其钟楼。拉曼查地区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as）附近的一个新城镇就曾是这种模范城镇的样板，政府也鼓励游客前往那里参观。
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曾经到过几个像这样的城镇，外观破败，或许是因为居民认为它们并不属于自己。其他许多小镇已遭遗弃，因为没有人愿意住在里面。萨莫拉省有一个全新的模范小镇根本没人居住，因为其建筑是安达卢西亚风格，并不适合萨莫拉的气候和特质。
与新模范城镇的遭遇类似，许多古老的村庄也被完全遗弃了，尤其是在瓜达拉哈拉、特鲁埃尔（Teruel）和索里亚省。这些幽灵村如今空荡荡，因为它们在中世纪存在的理由——对抗摩尔人的防御前哨——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很少有人能够忍受这些地方恶劣的气候。还有一些村庄是为了兴建水坝和水库而被遗弃的。居民迁移到三个拥挤城市的“神经痛三角”（neuralgic triangle）区，或者到沿海地区找建筑或旅游业的工作。有些村庄，我只看到老人，他们请我拍照好寄给他们在德国的孩子。有些地方的老人则向相机丢石头，他们气愤不已，认为外国人想拍摄他们悲惨的生活好在国外展出，而这的确情有可原。同时，政府又宣布许多这类的村庄是“国家古迹”，却没有为了保存其景观而采取任何改善照明或卫生的行动。有些城镇只是拆除了他们的“典型的老旧住宅”，改建为单调的公寓，但也有些城镇正在保护这些旧建筑，同时兴建风格相同的新屋，以保持建筑形式的统一。
在从农村到工业环境的转变中，在文学上一个不可避免的损失就是可以吟唱传统歌谣的人少了。古老的民歌也逐渐消失。游客现在很难在较大城镇和城市的街道上听见歌声。西班牙的儿童也和美国儿童一样，唱的是电视上播放的歌曲，而非古老的童谣。不过如果在安达卢西亚或南方的任何一个村庄的主要街道上散散步，就会听到几种方丹戈，包括小方丹戈（fandanguillo）、孤调（soleare）及弗拉门加达（flamencada）。人们再次对各种类型的弗拉门科舞产生兴趣，在赫雷斯甚至有弗拉门科舞的专门学校。到处都举办各种比赛，可能是为了吸引观光旅游。不幸的是（或者对邻居来说倒是幸运的是），酒吧和小酒馆里禁止唱歌的标示牌更寻常可见。我倒从来没有看过告示牌禁止电视声的轰炸，或者在安静的乡村道路上狂飙摩托车的声响，又或是西班牙人不停地打弹珠台的敲击声。
在农业整体情况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一）是缺乏工业基础设施来平衡农业，并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到城市；（二）缺乏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来引进新技术。哈恩虽有大片土地种植橄榄和小麦，却只有一家电视组装厂和一家制造拉链的工厂，失业人口达7000。虽然政府多年来承诺修建人民迫切需要的公路［由希洪（Gijón）到塞维利亚］终获批准，但放射状的交通路网仍是主流。要从巴达霍斯到阿利坎特，还是得先往北到马德里，才能转往阿利坎特。至于建设新道路和工厂的材料从何而来？原本一家新的亚什兰水泥厂可以提供原料，但工厂主人却因劳资纠纷，干脆解雇了工人、关闭了工厂。一群有心发展的商人想在巴达霍斯兴建纺织厂，但因带来污染而被居民大声抗议——那年7月，瓜迪亚纳河浮出数百条死鱼。
政 府 试 图 通 过 成 立 职 业 学 校 ［Institutos laborales， 现 称 职 业 大 学（Universidades laborales）］，在农业领域培训年轻人，教育下层和中下阶层的学生，将高中教育和在农业、畜牧、工业、采矿、渔业及管理的实际训练相结合。学生在为期7年的课程结束后可以取得毕业证，进入技术类大学。尽管入学人数和学校数量都有增加，但这些学校却因为几个原因而遭人诟病。首先，它们的选址不佳，位于科尔多瓦、希洪、塔拉戈纳和塞维利亚，且校园大多造价不菲（在卡塞雷斯和萨拉戈萨的新职业女校看起来就像现代大学的校园）。另外，毕业人数比例低，有些学生又因课程或其他因素，与教育部门发生了冲突。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观念认为真正杰出的教育是高中的人文教育，而非与“低级”农业课目相关的课程。但是类似职业学校的技术学校表现要好得多，也更受欢迎。它们的目标是为工业培训有熟练工和师傅水平的技术工人。这种学校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教的技能在城市比在乡村来得实用。
总之，农业和工业缺乏年轻的专业人士，是西班牙最紧迫的问题，和各种类型的教育的欠缺一样，。再加上目前大学的困境，恐怕会产生一整代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都未做好准备的“未来领袖”。
一位敏锐的人类学家最近对西班牙农业做了研究，结论如下：“内战终止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及针对集体土地使用的政府和工人运动。如今的政府首要关注的是旅游开发，而非土地改革。”他还指出：
政府和地主发现，与其实施内部改革和耕种土地，不如把一部分祖产出售给外人——外国投资者和观光客——更能获利。于是，西班牙海岸归德国、法国、瑞典、荷兰、比利时及美国的公司和个人所有。《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Herald Tribune ）上的一则广告告诉读者，大西洋沿岸的最后一片土地可供出售，而查询信息的联络地址在德国。为了避免社会重组或征收所得税的问题，西班牙发现干脆交换人口更为便利：把没有土地的失业西班牙工人和农民换成带着现金的投资者和观光客。 [2]
在佛朗哥政权的36年中，大型庄园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而拥有土地就拥有地位的古老观念依旧盛行。在安达卢西亚尤其如此，50%有生产力的土地仍然由2%的家庭所拥有。 [3]
除了极少数之外，所有这些大庄园都没有花多少资金或时间，只是随意管理。
大地主和过去一样，通常都住在离他们的庄园很远的地方，也许在马德里，他们不常造访，顶多周末前来视察。有些人每年只出现一次；也有人只来看过一次土地，之后就再也不现身。他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更加在意的其他来源。如果降雨季节来得晚，不在现场的庄园主也不会知道牧牛缺乏草料。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意他们的牛群死亡。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土地种植庄稼甚至青草，这需要组织、投资，以及增加劳动力。有些保留或出租作为狩猎保留区的庄园饲养鹿或更加珍奇的猎物。在这一年，庄园会有武装警卫的保护，以防止当地人盗猎。然后在一个节日，一群人和他们的随从会来到庄园，在一天之内射杀200头鹿。 [4]
如果他们不猎鹿，就会饲养斗牛用的牛，这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十分普遍。因此土地改革是当今西班牙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佛朗哥政府绕过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认真对待它。农业的机械化和灌溉仍不足，迫切需要对土地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
由农业转向工业
人口转移。 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最明显和最极端的特征就是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由乡村到城市，由西班牙到更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和美洲，这样的迁移产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为最贫困的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四年发展计划，譬如设置工业园区、纾解重工业集中的工业园区问题，还有农业土地再分配及移民安置计划。其中一些措施非常成功，但也有些只是加重了原本的问题，而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一）根据1984年的人口普查，西班牙的人口为3910万，较197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11%。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平均寿命为67岁。
（二）自1900年以来，远离农业的人口稳步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200万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从1900年至1968年，乡村人口的占比由67.8%降为43.2%，而同时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比由69%降为43.2%。1984年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30%。
（三）在最近的20年（1964-1984年），25个省的人口全都减少，同样这25省的人均收入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安达卢西亚减少了34%的人口，而埃斯特雷马杜拉则失去了50%。
（四）除了马德里之外，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塔拉戈纳的人口在近15年中增长了81%）。人口迁移的方向是由内陆到海岸，从山区到谷地（高原、埃布罗河和杜罗河盆地）。
（五）工业化进程非常危险地把人口和所有的财力集中在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的三角地带。这个地区约占西班牙总面积的4.5%，却有全国28%以上的人口、39%的国民收入、49%的储蓄和投资。股票市场、金融寡头和中产阶级企业家也都在这三个关键中心。
（六）根据1975年的数字，有300万西班牙人，约占总人口的10%，都在国外。200万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部分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和古巴，而且可能不会返乡。在欧洲各国的逾百万西班牙人（主要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则已返回西班牙。他们总共占西班牙活跃劳动人口的8%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