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西班牙的主要思潮（1870-1931）（3）

乌纳穆诺（1864-1937年）是“1898年一代”的元老人物，他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成为该古老机构的终身校长。乌纳穆诺虽然是巴斯克人，却在卡斯蒂利亚生活和写作，也在卡斯蒂利亚看到他的国家的焦虑不安的灵魂。洛尔迦曾告诉我说，乌纳穆诺最亲爱、最亲密的朋友是他的傻儿子，他会带着儿子花很长的时间沿着西班牙古老蜿蜒的街道巷弄散步，作为父亲的他经常大谈生死问题。是不是可以说，整个疯狂世界都是这位非传统哲人的音箱？他要在永恒的疑惑面前做出信仰的一跃。

然而乌纳穆诺却爱和会聪明聆听的人谈话。他的聚谈会因为他的谈话而相当有趣，或者该说是他的独白，因为他很少让别人有插嘴的机会。他总说：“想法说着说着就来了。”而他的文章的确洋溢着口语的激情。这些谈话生动活泼，达到了一流文学作品的水平。他不是为广大公众演讲的演说家，而是只面向个别读者侃侃而谈。

乌纳穆诺在政治上一向是异议分子。在20世纪初，他反对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后来他更激烈地反对1923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专政，因此遭到流放。当局可能默许乌纳穆诺越过葡萄牙边境，但他不愿让他们称心如意，所以他收拾了一些物品，把希腊文的《新约》和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的诗塞进口袋里，乘船前往富埃特文图拉岛（Fuerteventura）。西班牙民众为此大声抗议。

于是乌纳穆诺借着言论和行动，于1931年协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他返回故土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欣喜地迎接共和国，但同时也谨慎地提醒说，永远不该忘记“永恒的西班牙”的存在，这是传统的主根、国家的命脉。不久他就开始攻击共和国的无能政府；他厌恶社会主义，因为他怕它会摧毁个性。他始终是各政党的眼中钉。最后，在佛朗哥将军受教会强力支持的民族主义军队叛乱时，乌纳穆诺也以某种程度的热情迎接，因为他希望能够在其中看到他那神秘、永恒的西班牙的重生。但当看到德军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在他心爱的萨拉曼卡混在一起时，他对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发出痛苦而憎恨的呐喊，然而为时已晚。不久之后，这位老哲人去世了。人们说他是因体力衰竭、心碎而死。或许他忘了自己早前的信念。他曾说：“从长远来看，王座和圣坛的结合，对两者都会致命。”

乌纳穆诺曾和伊巴涅斯在巴黎会面，那位热情的巴伦西亚人想说服他，巴黎和世界其他地方才是20世纪真正的主流。乌纳穆诺直截了当地说：“不，给我萨拉曼卡的广场，它比其他一切的价值更高。”说来奇怪，伊巴涅斯在下意识中也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在写他自己国家的问题时表现得最为出色。他较差的作品《启示录四骑士》在美国成了畅销书；他的这些作品华而不实，但他自己却无法从这样的作品跳脱出来。

乌纳穆诺绝不会赢得最受欢迎作家的奖项，他对读者的要求太高了。他强烈的情感有着深厚的西班牙根源：

西班牙的灵魂之中，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灵魂、现在活着的人的灵魂，另外还包括我们祖先的灵魂。我们自己的灵魂，也就是生者的灵魂，在西班牙灵魂中是最没有活力的，因为我们的灵魂要一直到我们暂时死亡，不再是单独的个体，才会进入我们国家的灵魂。

在我们的语言既不现代也不欧化时，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思想变得现代和欧化呢？在我们努力说一件事之时，它却让我们说出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说不出我们假装在说的想法，却说出了我们不想说的想法。

我们努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努力，要用外在的标准扭曲我们的精神。我们既没有让自己成为我们假装模仿的人，也没有做自己，因此产生了可怕的混合产物，一种无价值的混种。

最奇怪的就是，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这一切——只要有人研究19、20世纪之交时的西班牙的精神情况，这一天就会来到：最奇怪、最令人惊讶的事就是，最西班牙、最正统、最地道的西班牙人，是最欧化、最外来的人，他们的灵魂包含最异国的特质；而许多头脑单纯的人认为来自异国的精神，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挪威的，其根源却与创造西班牙灵魂者的根源最紧密相连。 [4]

乌纳穆诺显然把自己算在最后一类中，因为他非常崇拜上述各种文化的某些精神。尤其是他把克尔恺郭尔当成自己的导师。

乌纳穆诺又说：“我们的缺点，或者其他人所谓的我们的缺点，往往就是我们卓越的根本；通常被当成我们的恶习而遭谴责的特质，其实是我们美德的基础。”乌纳穆诺真心认为西班牙的生命力可追溯至西班牙民族古老的非洲起源，因此他认为西班牙和欧洲这两个词并不相容。他对为了复兴国家而提出的各种计划都深恶痛绝。他说：

“欧洲人”一词表达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非常模糊，过于模糊；但更模糊的是“现代”一词所代表的概念。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它们似乎应该相互限制，产生具体的结果，而“现代欧洲人”一词所表达的，应该比组合成它的这两个词的任何一个都更加清楚；但它可能依旧很模糊。

显而易见的是，我是以某些人称为“任意陈述”（arbitrary statement）的方式评论，既无文件支持，也没法验证，不受现代欧洲逻辑的支配，并且蔑视其方法。除了热情之外，我没有寻求其他方法；当我厌恶、反感、怜悯或轻蔑时，就让我口说我心，让话语尽情倾吐。

人家说，我们西班牙人是专横的骗子，我们用修辞填补了破碎的逻辑联系，我们过分精细但毫无用处，我们缺乏连续性和归纳法，我们有学者的头脑，我们是诡辩家……我听过有人以类似的言辞批评圣奥古斯丁，说这位伟大的非洲人的灵魂，淹没在修辞、措辞上的歪曲、对比、矛盾和自负的浪潮之中。圣奥古斯丁既是贡戈拉派（Gongorist，以夸张虚饰为风格），也是警句派（Conceptist）。这让我相信贡戈拉风格和警句风格是激情和热烈的自然形式。

这位伟大的非洲人，这位伟大的古代非洲人！在这里，古代非洲人与现代欧洲人可以相提并论，至少具有同等价值。圣奥古斯丁是非洲人，属于古代世界；德尔图良亦然。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必须面向古代，让自己非洲化？”或者是“我们必须面向非洲，让自己古老化？” [5]

乌纳穆诺不信任科学和理性主义。在他看来，教育应该力求使人们获得智慧，而非知识。

智慧之于科学，就像死之于生，或者你也可以说，智慧之于死亡就像科学之于生命。科学的对象是生命，智慧的对象是死亡。科学说，“我们必须活”，并寻求延长、增加、促进和放大生命的方法，使生命可以容忍，可以接受。智慧说，“我们必须死”，并寻求如何让我们死得其所。

乌纳穆诺认为，没有比死亡更真实的自由，而那些热衷于追求科学和生命，背弃智慧和死亡的人，是追求快乐超过其余的一切。这是现代欧洲的哲学和宗教，而不是西班牙的。乌纳穆诺随后提出了一个专断的困境——说它是专断，因为我无法用逻辑证明它，因为它是由我内心的感觉强加给我的，而非来自我头脑的推断。是要快乐还是要爱？如果你想要其中之一，就必须放弃另一个。爱杀死快乐，快乐杀死爱。

在这里很适合引用我们的神秘主义者，我们令人敬佩的神秘主义者，我们仅有的古典哲学家，我们西班牙的智慧而非科学的创造者——也许科学和西班牙这两个词［幸好］是互相排斥的。引用他们的感受，关于爱和快乐的感受而非思想——“因为我不死，所以我死了”（muero porque no muero），以及由同样的情感深处解放出来的甜蜜痛苦及其他感受。

在乌纳穆诺看来，个人就是一切，民众则什么也不是。“其他国家产生了制度、书籍，我们则留下了灵魂。”个人的灵魂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真正价值。它很珍贵，因为它独特而无可取代。据说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去世时，遗言是：“光，更多的光。”这句话象征了日耳曼人对知识的追求。乌纳穆诺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喊道：“温暖，更多的温暖，主啊，因为我们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在这一点上，他体现出了西班牙人不同于北欧人的气质。这位哲人接着继续陈述他自己个人灵魂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需要灵魂的不朽，我个人意识无限期持续存在——我需要它。如果没有它，没有对它的信心，我就无法生存和去怀疑；无法相信我会实现它的这一点折磨着我。既然我需要它，我的热情就会引导我肯定它，并且武断地肯定它。当我试图让别人相信，让自己相信它时，就会违反逻辑，采用被欠缺热情且对终局认命的那些不幸的人称为“机巧和矛盾”的论述。热情的人，专断的人，是唯一真正的反叛者…… [6]

乌纳穆诺的基督教处于痛苦的状态；他想做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要不朽长存。就哲学而言，他真正的宗教是堂吉诃德式的；他极其希望“从理性的官僚中拯救堂吉诃德的坟墓”。如果他的话语在旷野中消失，终有一天旷野会聆听，并且会转变成发声的森林，向主宰生死的永恒上帝咏唱和散那（hosanna，赞美上帝的呼喊声）。他写道：“如果死后只有虚无在等待我们，那么让我们采取行动，让它成为不公义。”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年）是“1898年一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他公开反对乌纳穆诺，并坦率地站在欧洲一边。乌纳穆诺坚信西班牙本身的价值，他的哲学思想充满了西班牙天主教的传统。他希望借着揭示和振兴其最佳价值来重建、复兴他的国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是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后来成为共和国议会很有影响力的成员，和乌纳穆诺持对立态度。他相信西班牙欧化的必要性，并且不信任纯粹的西班牙价值观。他不相信民众——尤其是只接受过半吊子教育的西班牙民众，并赞成由少数人统治国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和当时其他几位有潜力的西班牙年轻人一样，被送往德国接受高等教育，他从那个国家回来时，对日耳曼思想和事物产生了深深的崇拜。把这些西班牙青年送到德国求学是根本的错误。西班牙永远无法使用日耳曼的秩序、权力，或日耳曼文化的概念。这些西班牙青年需要的是通才教育和对司法与议会政府的持久信念，而这些是德国无法给予的。当时德国已经感染了强力病毒，导致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最后希特勒主义的崛起。

奥尔特加-加塞特颂扬科学、秩序、组织和理智化。他担心西班牙人难以控制的无政府倾向；他为公民秩序、客观方法和社会纪律而呐喊。尽管他有哲学家之称，但他根本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且经常语出惊人的记者，在西班牙的著作和影响力使他具有独特的重要性。1923年，他创办了20世纪最精彩的西班牙杂志《西方评论》（Revista de Occidente ）。他出身富裕的记者家庭，自称“在印刷机上诞生”。和乌纳穆诺深刻诚挚的宗教信仰及对上帝的毕生追求相比，奥尔特加-加塞特对宇宙持的是较怀疑和科学的看法。正如他的同事及朋友马达里亚加所写的，他就是会在报纸头版贴上“上帝在望！”（GOD IS IN SIGHT!）大标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