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9）（1）

第十三章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9）

活在初曙的时代是幸福的，

然而拥有青春，更是无上的美好……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下上面的知名诗句时，法国大革命刚刚开始。一切都显示出几个世纪以来的梦想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实现。但当革命人士开始因狂热而失控，在断头台上砍下一个又一个的头颅，直到街道都流着猩红色的鲜血时，这位诗人只能厌恶地背过身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起先也有光明的前景，但随后爆发了内战，恶毒的报复又随之而来，这使得许多客观的观察者心中也涌起了和华兹华斯相似的感受。

长久以来，西班牙人一直梦想着他们的共和国，并自19世纪起就称之为LaNi?a Bonita，意即“美丽女孩”。“美丽女孩”终于降世，但她却只能随即死亡，永远没机会成长为主妇。事后看来虽很明显，但在1931年时却很少能有人如此预言。我在1932年夏天抵达马德里时，人人都自豪地说：“我们做到了，一滴血都没有流！

独裁统治崩溃了，国王逃走了，新政权上台了，这一切都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因为这是人民想要的！而且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大学教授重复着类似的话，学生随声附和，店主、医生、律师、社会主义者、工人也是，甚至连先前曾是保王派的人，也为这美丽的知识分子梦想的热情而感动。

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举行了市议员选举；投票率很高，许多地方都达到九成，也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但在计票结果出炉时，正反两方都很惊讶。投票结果显示，西班牙50个省份的每一个首府，除了4个微不足道的例外，都投票反对君主制。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共和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保王派虽在乡村地区占上风，但众所周知，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向来就受到支配和操控，因此并没有占太重的分量。国王接到通知说，他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并被建议离开西班牙；他从善如流，但并未放弃王位。国民卫队开始支持共和派。4月14日，共和国宣布成立。

马达里亚加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马德里的情况。大批人群聚集在王宫前，获悉国王已逃出此地。这些群众并不想要流血；他们只是喊着：“万岁！万岁！这个万岁！那个万岁！”不过宫殿负责人担心群众失控，于是招来更多的警察。警方应允并派了“武装警力”前来，但来的只是另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在王宫四周围成一个松散的圆圈，要求群众后退。群众立刻服从，不久之后就散去了。

共和国大受人民欢迎。这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当命运赋予西班牙人大胆设想的责任，光辉灿烂的一刻便来临了，这是几个世纪都不会重现的伟大时刻！”萨拉曼卡大学的老校长乌纳穆诺昂首阔步地进入马德里，获得了成千上万人前所未有的欢呼。庆祝的炮声响起，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极大的热情之中。

像春天的大自然一样欢乐——这就是西班牙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的光辉时日的心情。他们的革命如此干净，没有像其他戏剧性历史时刻那样，受到任何过度行为的污染，没有任何军事的干涉或反对，人民如此秩序井然地表达意见。获胜的共和党人心中感受到的第一种情绪，就是自豪的喜悦。

马达里亚加如此写道。他是新政权的创始人，也是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知识分子首次和群众站在一起。奥尔特加-加塞特先前说西班牙没有脊骨，虽然有很大的群众活力，却没有骨干和大脑；如今却相反，整个国家被铸造成新的合金，群众当然是肌肉和躯体，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则是大脑，负责指引。这种合金制造得太快。抱持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太不切实际，议会代表私心太重、过于顽固地坚持己见，工人则未经思索就提出要求。教会因为受到惩罚且对近期事件感到恐惧，选择暂时撤退，但它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存实力；军队对政府的反军事政策越发沮丧。明确的反对派——君主主义者则大为惊骇。

要是共和派知道他们正在重蹈覆辙就好了。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第四届“自由派”政府，也是第二个共和国。1812年、1820年、1873年，再到1931年，共和派都有机会大展身手，只可惜他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或者说他们记不得阿尔卡拉·加利亚诺（Alcalá Galiano）的箴言。他在1820年感叹道：“法国人经历了三年的奋斗，血流成河，才赢得自由。而我们在西班牙却只需要两天的解释和一天的欢喜。”这位史学家说不定会毫不客气地补充说：“还要加上多少年的哭泣？”

1931年4月市政选举中投下选票的实际统计，说明了君主主义者的力量并未消亡。当选的市议员人数是：共和派有34368人；工人社会党员有4813人；共产主义者有67人；反君主主义者总数共有39248人。但另一方面，支持君主主义者则有41224人。在经常伪造选票的国家选举中，君主主义者虽得到略高一点的优势，但这数字至少应打个八折或八五折。结果仍然显示约40%的选民支持君主主义，而这就是第二共和国诞生时的情况。

在这两大政治集团较劲的世纪斗争中，天主教会的态度颇不值得仿效。一直到1927年，官方的教义问答书仍称投票给自由派是一种罪行。在1931年的竞选活动中，许多教士都把共和派称为“共产党”，希望这样可以让他们落选。在市政选举和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仅仅4周，托莱多大主教就发布了一封主教信，咄咄逼人地质疑新政权。他根本不肯等着看共和国会是什么样的政府，反而对阿方索十三世赞不绝口，并指共和派的胜选是“耶稣基督王国的敌人”胜利。其他主教的观点则较温和，有数百个教区的神父也在选举中投票给共和派，但是西班牙教会的大主教却如此公开地站在反动势力那方。3天后，群众开始攻击教会。

那种景象令人触目惊心。教堂被纵火焚烧，四处都陷入危险的混乱。这场暴乱由马德里开始，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西班牙，在最贫困的安达卢西亚尤为暴力。

这些暴徒和纵火犯是什么人？显然有很多是来自极左翼的无神论者，但其他则无疑是保王派花钱雇来的特务。上百座教堂被焚毁。共产主义现在成了一个常用词，共和国最初的幸福热情如今变成一种严肃的忧虑。这些暴行如此轻易地发生，显示了新政权天生的弱点：它无法维持秩序。不过，负责调派警力的内政大臣是天主教保守派的米格尔·毛拉（Miguel Maura），他显然对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大感意外。无论如何，木已成舟，起事者已被查出，民众义愤填膺；君主主义者和圣职人员占据一方，另一方则是共和党各派，双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加泰罗尼亚的人民极其渴望独立，他们大模大样地宣布要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但最后还是被说服，接受中央政府让它们半自治的承诺，与之合并。时任战争部长阿萨尼亚（Manuel Aza?a y Díaz）大幅缩减西班牙军队，解散了37个步兵团和17个骑兵团。退伍军人得以拿全薪退休，这举动最初似乎教人钦佩，但反而创造出一大群自觉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剥夺了地位的有力人士。

为了组建共和国的第一个议会，1931年6月再次举行选举。投票结果显示，尽管有种种挫折，人们对共和国的热情依旧在增长。西班牙人民仍然充满了希望；他们仍然情感充沛，并且以伟大而慷慨的姿态要赋予代表全权将他们的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有115名工人社会党员当选，是当选人数最多的团体。左翼团体的代表总数达到282名，而极右和中间派的当选人数仅172人。议会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数量惊人：（共有）65位教授、41位医生和123名律师。而当选的工人代表只有24人。

共和国当然是知识分子的产物。议会开始制定充满理想主义的新宪法，这份文件自豪地宣布：“西班牙是所有阶级的劳动者的共和国。”接着它宣布拒绝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因此使西班牙成为第一个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立场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普遍选举、单院制议会、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取消对圣职人员的经济支持，教育世俗化，借由征收私有财产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进步的立法项目。

新宪法出自理想，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辞藻，是美丽的纸上梦想，它承诺的远超过政府所能办到的，除非人民愿意花数十年的努力和耐心，而非只是焦躁不安数周坐等它凭空出现。譬如西班牙宪法上明确规定：“共和国将保证使每一位劳动者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条件。其社会立法将规范以下内容：疾病、意外、失业、老年、体弱和寿险；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尤其是母亲的权益；工作日时长、最低工资以及最低家庭工资；每年的带薪休假；西班牙劳动者在国外工作的条件、合作机构……”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引述吗？

正如共和国的一位创始人所说，共和国的政客“决心从商业展览的第一天起，就把所有的商品都陈列在橱窗里”。人们在情感上极度渴望国家转变，他们被喂了一顿丰盛的甜点，但这对他们空空的胃来说实在是难以消化。一如既往，西班牙的理想主义又是唱高调。尽管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领袖非常正直，但他们却不擅实务，也几乎完全缺乏真正的政治家风度。堂吉诃德再度回到西班牙，骑着他那匹营养不良的老马，穿过不毛的荒地，高呼他对国家的救赎。除了先前引用的几行宪法之外，还有许多迹象表现出这种堂吉诃德式的风格。譬如，宪法的起草人真心相信，为了消弭战争，就该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不可作战，接着就可以裁军。然而，重要的应该是消弭国内可能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寻找共同的立场，让政见不同者至少有个抒发的出口可以释放大部分的不满。重要的是要倡导宽容和耐心，并且在国家议会开会时，公开树立这样的榜样。重要的是要遵循大多数西班牙人民的意志，他们在这段关键岁月的每一次选举中，都明确表示他们全心全意地反对以暴力解决国家的问题。悲哀的是，虽然西班牙人民态度温和，但议会本身却很快便分裂为顽固的派系。这种分裂导致了局势的紧张、互相指责、暴力、报复，以及极端主义在政治光谱两端的增长，最后发展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战争——西班牙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