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朗哥时期接近尾声时,私人投资是一种巨大的伪装。投资于工业的大部分资金都由私人银行掌握,其中有些是由主业会控制的。这些人由富裕的企业家、贵族和大地主支持,共同组成了由国家和政府工会支持的寡头政治。他们的政策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即使并不反动,也加剧了社会其他领域的紧张情绪。这些集团投资建筑业和不动产,使这些领域出现不受控制的投机情况。
譬如,自1940年以来,所有主要的建筑合同,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其他的,全部都由4家公司控制(分别是Huarte、Agroman、Dye、Entrecanales)。他们贿赂地方官员,公然违反建筑分区的法规,阻碍了马德里合理的城市规划。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垄断利益。独立投资或“中型”的公司几乎没有机会。西班牙的公司要么是利益勾连的超级大企业,要么是非常小的家庭手工作坊,譬如制鞋和家具制造。
总之,人口结构的变化及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导致人口和资金朝三大地区集中: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东部和南部沿海也出现了为吸引观光客而开展的建筑热潮。这一切都有助于加强上层阶级的寡头统治,但在下层阶级中,却制造了摩擦和潜在的政治及社会动荡。政府承诺的未来发展计划、法律改革、劳动立法和税收改革,应该有助于缓解经济在这些方面的问题。
工资、价格、通货膨胀
由于各阶层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增加,包括农场工人在内的每日最低工资的提高,14岁以下儿童免费教育计划的实施,加上奖金、补助、贷款和其他好处,一般工人的生活获得整体改善。但是有三个问题:(一)支持这种社会福利的资金来自何处?(二)工资上涨带来物价上涨,使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跻身欧洲各国前列(譬如,西雅特汽车一方面为工人大幅调薪,一方面迅速调涨所有车款的价格);(三)普通工人收入增加不仅是因为基本工资提高,而是以他们夜间兼差、加班和全家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西班牙的工资数字很少代表实际收入,因为基本工资与实际收到的金额几乎总有差异。社会保险和所得税虽依基本工资计算,但总工资或实际工资则按14或15(不仅仅是12)张薪水支票、红利、各种奖励、利润分享、家庭人数、加班及其他项目来计算。有些工作的这种额外收入占基本工资的一半,而这个金额不受社会保障税(占底薪的38%)的限制。雇主通常支付社会保障税的30%,工人则支付剩余的部分,但在某些情况下,雇主支付全部的税额。社会保障在西班牙劳动法中是不可免除的权利,如今执行的情况比以往更加严格,因为先前工人经常收到秘密“信封”,内含未经上报的现金,作为部分工资,而这些酬劳并未支付社会保障税。政府如今对这种情况处以重罚。
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10年,西班牙建筑业一片火热。马德里、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组成的工业三角不但向上,而且朝四面八方推进,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南方和东方海岸由于过度建设和大量涌入的外国人而拥挤不堪。投机行为猖獗,大量房地产开发商利用旅游热潮获利,而政府几乎没有向他们征税。然而西班牙确实在12年间兴建了300万套新住房,纾解了居住环境拥挤的情况。
20年前,在西班牙的火车的三等车厢上,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食物。甚至连提起内战时,大家回想到的也是战争期间和之后可怕的饥饿,而非战争暴行。如今家庭主妇虽仍关心食物的价格,但饥饿不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在当今的火车上,谈话围绕着公寓的价格、到哪里度假(或上次度假的地方),怎么为孩子筹措教育经费,怎么买更大型的汽车,当然还有足球。斗牛已被足球彩票取代。先前西班牙人以对外国人彬彬有礼而闻名遐迩,如今这种礼貌则隐含着一种怨恨,尤其是对那些不会说西语的外国人。
物质进步十分脆弱,在它变得最明显、最瞩目时,就是人们必须保持警惕,试图看到其背后问题的时刻。尼采曾说,从长远来看,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已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话确实有一点道理。佛朗哥的经济奇迹解决了西班牙的一些问题,却忽略了其他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后继的政府来说,绝非轻松的负担;即便不是天才也能明白,他们恐怕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极高的智慧,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通货膨胀、失业和恐怖主义的崛起,以及佛朗哥严密“结构化国家”逐渐弱化的外在迹象之外,其经济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基本缺陷。所有这些问题依旧存在。
三大问题领域
一、农业
最急迫的农业需求:
(一)培养更多年轻人、教育更多专家并引进新技术。
(二)提高工资、缩短工作天数、扩大社会保障、保证休假。
(三)改善通信,使技术和机械现代化。
(四)养护土地、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物,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五)大小庄园的土地改革,控制小块土地消失的节奏,重新分配大型合作土地。
(六)通过发展水力发电、修筑水坝和疏浚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
(七)更新从农民到消费者的市场组织。
(八)建立工业基础设施,以平衡农业部门。
考虑到西班牙农业的本质——土地分配极度不均,降雨不规律,灌溉不足,小麦、谷类等旱作农业作物的回报率低,依赖农业雇工的季节性农作(如橄榄、葡萄、柑橘、棉花、软木等),机械化程度低,劳力廉价——人口外流到城市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外流本身并不会对西班牙经济造成损害,其实如果能配合以合理的土地改革、现代技术,给农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提供保护性农业的技术,还会有利可图——一言以蔽之,如果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话。过去几十年来,农业当然有了进步,但它依然处于经济行列的末端。上述改革仍在缓慢地进行,但过程中也有旧结构和新科技相对立的问题。农业领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能干青年来改造。
西班牙的总面积为123400000英亩 [1] ,其中8%完全不能进行农业生产,51%是森林和牧场,41%是耕地。这个数字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当,但结果和产量却截然不同;旱作农业占了六成,只有12.6%的耕地是灌溉土地(主要是埃布罗河、东部沿海地区、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以及卡斯蒂利亚的一小部分)。如果能实施良好的灌溉计划,这个数字可以翻倍。
土地改革: 在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在于,地主手里有大面积的土地尚未开垦,或者留下休耕,或用于放牧、租给佃农,或只有季节性的农业雇工在其上工作。1971年土地改革法(Ley de Fincas y Comarcas Mejorables)要求大型土地的所有者必须种植部分土地,不然就会被征用,但因上层阶级仍有太多的权力,使得该法并未严格执行,不过已有一些改进。位于托莱多省塔拉韦拉附近的塔霍河畔马尔皮卡(Malpica del Tajo),当地的公爵和他的侯爵妹夫已把他们广阔的土地变成模范农场。虽然他们不得不砍去一些橄榄树,但他们引进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开发出欧洲最大的实验牧场之一。起初,这个死气沉沉小镇的居民持怀疑态度,但现在他们充满热忱,也更加富裕。而供水增加、区域绿化和适合狩猎,反过来吸引人们在镇上兴建周末别墅,所以每个人都获利。
相较之下,也有像卡塞雷斯这样的省份,其中40%的耕地掌握在10%的居民手中,而这些人就是在卡塞雷斯风景如画的老城区拥有空旷豪宅的地主。他们只有在婚礼和洗礼仪式时才返回家园。猪倌皮萨罗的后代正在剥削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因此去往城市和海外的移民潮还在继续。现在这里是哪种征服者的土地?马德里?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