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美梦难圆（5）

社会阶级之间也有差距。年轻的工人不喜欢同年龄的大学生，认为他们是公子哥，彼此相互反感；大学生对工人往往持轻蔑或高人一等的态度，无意了解工人的问题。当然，工人阶级很少上大学，不过各省开设了几所新学校，使这点有了改变。西班牙高等教育往往把研究和教学分开，而不公平的考试制度造成毕业生缺乏课堂上的培训或经验，只会死记死背。

大学的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学生和教授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而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大学仍然是铁板一块。学校缺乏良好的图书馆、研究设备和研究生阶段的研讨式学习。目前大学只履行三项传统职能中的一项，即培养专业人才，而未顾及文化和专业学习及研究之间的平衡。但这里也有一个悖论。许多具有足够专业训练的毕业生，如工程师、建筑师、化学家和物理学者，要么在其他领域工作，要么出国了。这些人在他们的专业领域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都想在大城市生活，而老一辈的专业人士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垄断了所有的工作合约。一般来说，西班牙大学欠缺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对话、政治教育，以及对责任、合作与让步的学习。

尽管高等教育有这种弱点，但西班牙教育正在努力追赶其他国家。《变革16》

在社论中评道：“西班牙继承了佛朗哥时期难以想象的平庸教育水平，该政权像千头大章鱼般伸出数不清的触角，连学校的粉笔和黑板颜色都要管。而我们的大学则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沉状态。” [22]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班牙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远高于国家预算中的其他项目，只低于工作和社会保障及国防。西班牙1984年的预算总额约为350亿美元，其中有超过30亿美元专门用于教育。学校里都挤满了学生。自共和国以来，多年未见这样的教育热情。仅在马德里，就有超过100万名儿童入学；教师要求提高薪资和减少学生。现在的全国文盲率约为8%。

就像过去一样，教会和教育部再次展开了思想斗争。教会希望分发一本名为《上帝之路》（The Path of God ）的小册子给五、六年级的学生；书中归纳了天主教的道德信仰，其中也明确指称堕胎等于谋杀、战争和恐怖主义，因为这些都是摧毁生命的方式。教育部反对这种说法，拒绝让教会发这种文章给学生看，因此双方开始斗争。同时，联邦政府在不采取道德立场的情况下，努力推动堕胎除罪化。天主教的统治集团称政府的态度是“反教会的社会主义”。 [23] 正如那句老话：“在西班牙，人人都跟随教堂，其中一半的人拿着蜡烛，另一半拿着棍棒。”

年轻人在投票时的作用举足轻重。1931年，法定可投票年龄为23岁，但到1977年选举时则改为21岁；到了1979年，投票年龄已降至18岁，这使选民人数增加了150万。由于在内战中死亡的男人太多，因此52%的选民是女性。同性恋者是另一个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政治团体，而工会工人当然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这两个团体尚未形成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

西班牙工人仍然是除了葡萄牙之外全欧洲工资最低者，人均生产率也同样低下。近年来工人的人均收入飙升，但仍低于法国和意大利。尽管西班牙相对不发达，但它已成为世界第九大工业强国。在过去六七年中，每年在西班牙注册的汽车数量都超过100万辆，其中大部分是在西班牙国内生产的。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福特都在西班牙设有大型工厂。

西班牙已抛弃了过去的仇外态度，急于让欧洲人接受他们。1982年5月30日，西班牙加入北约组织，结束了政治孤立的情况。寻求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声音更为强烈，但法国反对西班牙加入，因为西班牙农产品对法国农民来说太有竞争力了。

在佛朗哥当政的最后几年加入共同市场，更新梵蒂冈协议，以及收回直布罗陀，是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佛朗哥虽已去世，但其中两个问题仍然存在：

现任政府低调处理收回直布罗陀，更为突显出加入共同市场的迫切性。只要佛朗哥掌权，西班牙就没有加入的机会，因为政治立场属自由作风的共同市场成员绝不会接受向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看齐的法西斯国家。但佛朗哥确实试过了后来政府也采用的一条路线，即“地中海的团结”。由于法国在共同市场的霸主地位正在被英国和德国夺走，它可以利用西班牙给予的额外支持，来平衡地中海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关系。

但法国已经列出了条件。尽管西班牙现在和其主要竞争对手摩洛哥及以色列都得到共同市场的优惠待遇，但市场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却是歧视性的，有所偏袒。此外，虽然摩洛哥确实与西班牙有一些关系，但由于在文化和语言上更偏向法国，摩洛哥得到了法国的特殊待遇。摩洛哥是西班牙柑橘水果出口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西班牙政府允许摩洛哥用西班牙的铁路把容易腐坏的农产品运往法国，而非用需时较长的海路。此外，摩洛哥农产品在法国的售价也高于西班牙农产品。

另外，巴伦西亚的柑橘业因为外国的竞争和气候的不利因素，陷入危机已有一段时间。西班牙是否必须以这种方式“讨价还价”，才能以欺骗自己人民为代价进入欧洲？还是说，这是对摩洛哥的让步，以便为吞并直布罗陀争取更多的支持？实际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几年前，摩洛哥将其领海扩展到传统上为西班牙渔民捕鱼的区域，并没收了西班牙的船只，这直接影响了原就处于危机状态的安达卢西亚渔业，目前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个美中不足的事实是，西班牙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一直都比与佛朗哥从未承认的以色列更为密切，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因素：西班牙在北非的穆斯林殖民地，以及摩尔人曾长期居留西班牙的历史。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西班牙不生产石油，只能依赖阿拉伯的产油国，如果没有这些来源，它的工业和汽车都得要停顿。

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及佛朗哥的“经济奇迹”把女性拉出家庭、推入就业市场，而现在的政府更加鼓励及保护工作的女性。1940年，妇女仅占西班牙总劳动人口的14%，但到198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35%。妇女组成了约500万人的巨大潜在劳动力来源，也是现有工作人口的四成。这也催生了法律、社会和职业上的转型，更多托儿中心的开设，以及传统“女主内”态度的改变。“la mujer en casa y la pataquebrada”这句西班牙谚语字面上的意思是“女人得待在家里，就算要打断她一条腿也在所不惜”，但这已经是老观念了。

从事女佣和清洁工作的底层女性则往往转入餐厅和百货公司工作，倒不是因为收入较高（住家女佣的工资很高，还提供食宿，而且好女佣难找，因此条件很好），而是因为电视让她们有了不同的观念，也因为她们想要行动的自由。讽刺的是，当家政工作者逐渐减少，这类工作反而有了保障：在家庭或机构中工作的清洁女工必须要有社会保险。

中产阶级女性如果出外工作，仍可依赖家政服务、自己的母亲和组织良好的托儿中心来协助她们履行家庭义务。其中许多人以兼职的方式工作；和美国的情况相同，她们的薪酬通常较低，职务地位也低于男性。

西班牙女性是贤妻良母；她们一直都是西班牙部落体系的黏着剂，鉴于其体系的冷酷，需要这个强大的核心来防止其崩溃。许多西班牙女性无比坚强、足智多谋；她们习惯使用自己的姓名，不会因结婚而冠夫姓。她们在工作上雄心勃勃，可以担任律师或医生等辛苦的工作，同时照样照顾家庭。她们的母亲则随时待命协助。此外，西班牙学校上学时间很长，而在政府机构工作工时却较短（早上9点至下午3点），这有利于中产阶级女性外出工作。然而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已在改变。西班牙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但她们目前更有兴趣追求的，是在面对婚姻问题时能够以个人身份行事的基本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