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黄金时代：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3）

　　但腓力很精明，没让这场争执失控。他要求威尼斯总督和阿尔瓦公爵进行谈判，阿尔瓦公爵“愠怒地进入罗马，他此行并非征服者，而是假装忏悔人”。但其实腓力自认为是上帝指定的“天主教陛下”，而且奉天命，也是可按照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来捍卫信仰的圣骑士。西班牙教会绝不容罗马干涉。如果必须对教宗发动战争，那也只好如此。如果低地国家的人民坚持做异端的新教徒，他会全力施压，直到他们看到真正的光明为止，用腓力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要统治一个异端的国家，还不如干脆不统治”。这种固执而专一的强烈信仰，把人们推向新教，使西班牙失去佛兰德斯的省份，新教也开始了象征性的十字军运动，反抗西班牙不宽容的残忍和不公义。在自己的国家，腓力也对疑似的异教徒进行了无情而毫不保留的迫害，甚至连全西班牙最重要的托莱多大主教卡兰萨（Carranza），也因仰慕伊拉斯谟而被起诉和废黜。尽管教宗抗议，卡兰萨大主教依旧受了18年的监禁和折磨，最后心力交瘁绝望而死。另外还有9位主教也受到侮辱性的惩罚。伊拉斯谟曾是查理一世的朋友，他在西班牙受到敬佩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人们也不再能自由使用上帝赐予的善于探索的心灵。西班牙现在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迄今尚未恢复。

　　1561年，腓力决定把西班牙首都迁到马德里，当时马德里只是乏善可陈的落后乡镇，但他认为马德里位于全国中心，适合当他所憧憬的大一统国家的中心。此外，这将是他亲自打造的首都。腓力向来自认是西班牙命运的伟大推手。马德里单调乏味，毫无历史或传统，反而使它更加适合作为首都。他会为它打造历史，他会给它一颗心，他自己的心。不，该说腓力二世会给它一颗纸做的心，因为他是“奏章之王”（el rey papelero），每一份公文他都要亲自审阅、消化、思考、传递、更改、取消、延伸、修订或者签署。他必须批示所有奏章。他确实是“奏章之王”，而马德里是他无尽公文档案的首都。倘若迁都损失了传统的吸引力，至少他在与卡斯蒂利亚无关的城市里获得了统治全国的优势。他认为这可以加强他对偏远分裂主义地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安达卢西亚——的控制。

　　因此，马德里完全是因政治因素而存在的。在那贫瘠而人烟稀少的卡斯蒂利亚平原上建立一座伟大的城市，既不是因为历史传承或经济因素，更没有军事理由。

　　先前曾作为首都的三个城市托莱多、塞哥维亚和巴利亚多利德，都有悠久的历史。

　　而马德里既无神殿又非堡垒，是西班牙城市中的年轻新贵。倘若卡斯蒂利亚在工业革命到来时能保持领先地位，马德里会是优秀的制造业城市，但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的居民更开明，在这方面迅速超越首都。因此马德里成了政治负担，重重地压在西班牙的肚子上；它既不古老又不美丽，既不繁荣又没有前瞻性。它就像腓力本人一样，严厉、满身官僚气、令人厌恶，只是制定法律和政客生活的地方而已。当卡斯蒂利亚把生产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毕尔巴鄂时，马德里成了这失败的象征，阻碍着整个国家的进步。它依然是旷野包围的大城。游客必然愿意承认，近年来阳光、泉水、树木和鲜花、纯净的空气和水，以及爱情，让它有了旅游中心的魅力，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使它成为政治寄生虫和绝望农村劳动者的避风港。但也因此，在其他地区的西班牙人眼中，马德里反而成为不信任、恐惧和暴力的象征，虽然有时也有希望，但鲜少令人喜爱。

　　迁都马德里后过了几年，腓力开始建造埃斯科里亚尔宫，这是他统治时期最伟大的王宫建筑群，位于新首都西北方32英里处。这灰色的庞然大物是冷峻严肃的文艺复兴风格，矗立在卡斯蒂利亚平原纵横交错的陡峭山脉间的小山谷。兴建的目的是要将它当作西班牙的王陵，腓力的父亲查理一世是第一位安放在这座国王万神殿中的人。这里呈污浊绿色的反射池和摩尔花园清澈的流水有天壤之别，令人生畏的巨大花岗岩墙更像是巨大监狱，而非宫殿或大教堂。埃斯科里亚尔宫是腓力二世的石制缩影。这个建筑就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样冷酷刚硬，像奏章之王本人一样严肃忧郁，像16世纪后半的国王之心一样灰暗阴沉。一位闻名遐迩的建筑评论家写道：“尽管埃斯科里亚尔宫缺乏想象力，又十分沉闷，但它有深远的影响。没有其他建筑像它一样影响西班牙的建筑趋势。”

　　腓力之父，查理一世皇帝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建筑，那就是格拉纳达阿尔汗布拉宫的范围内未完成的圆形文艺复兴宫殿，迄今仍矗立。其象征意义和埃斯科里亚尔宫相近，是圆柱围成的中庭，和阿尔汗布拉宫摩尔风格的亮丽色彩与光线形成明显对比。查理一世为建造自己的宫殿，破坏了阿尔汗布拉宫的一部分。值得指出的是，这两位西班牙国王的建筑都象征着毁灭和死亡。查理拆毁阿尔汗布拉宫的一部分，以建造他自己未完成的宫殿，而腓力打造的宫殿，出发点则是为已故国王建造庞大的万神殿。查理的宫殿是圆形的，宛如中世纪的生活；而腓力打造的王室陵墓则表现了已逝的荣耀。这两座建筑都冷酷、严肃、宛如监狱、沉重、不可爱。两者都给人以坚如磐石的印象。它们或许是西班牙最后一批宏伟的城堡。

　　16世纪60年代，埃斯科里亚尔宫兴建之际，腓力陷入了债务危机。外国战争仍在继续，佛兰德斯是他的肉中刺，英国海盗让他在海上不得安宁，西班牙的工业又无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竞争，停滞不前。有几次国王没收了在舰队严密保护下从美洲运来的所有黄金，但它们消耗得太快，他不得不再借更多钱，光是他付给外国银行家的利息就有如天文数字。他债台高筑。在某些年份里，他能一口气花掉5年的收入。1575年时，他干脆抵赖了所有的外债。重税让人民无法忍受，经济开始崩溃。

　　人民失业，街头巷尾都是乞丐、流氓、社会的寄生虫、落魄的次级贵族、没钱也没希望的退伍军人、形形色色毫无用处的流浪汉。百姓厌恶劳动成了国家的大灾难。

　　这一切反映在当时的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或作恶汉小说，源自pícaro一词，意为流浪汉或流氓）里，主角往往是反英雄、流氓、骗子，作者借主角之口叙述当时西班牙的情况。精疲力竭的国家从现实中飘过，并没有认真面对历史事实，而只想靠施舍或魔法突然改变一切，拥有不同的生活，可是却从未如愿。

　　腓力带着一贯的刚愎自用，在此时把注意力转移到安达卢西亚的摩里斯科人身上，这些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但仍穿着摩尔人的服装，仍用阿拉伯语，而且在半个多世纪表面的改宗后，骨子里依旧可能是穆斯林。有几次，查理想严惩这些人，但他们总能用钱解决事情。腓力则不同，尽管迫切需要资金，但他对这些人的金钱收买无动于衷。1567年，他禁止所有的穆斯林风俗，倾政府的全力执行禁令：

　　［摩里斯科人］不得有特别的装束，女人必须要把脸露出来。他们的门不许上锁，也立法禁止浴场；最重要的是，除了卡斯蒂利亚语之外，不准使用其他语言，除了基督教之外，不准信奉其他信仰。 [6]

　　违者将遭到严厉的刑罚。

　　摩里斯科人于是公开造反。安达卢西亚的激战持续了两年。国王的异母（私生子）弟弟奥地利的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奉命平息叛乱，他也极有效率地达成了使命。尽管胡安做出了最诚恳的请求，格拉纳达的所有居民还是被迫离开家园，被送往西班牙的其他地方。如今，南部已丧失了人口中最有进取心的居民，而摩里斯科人被赶去的地区，尽是充满疑心难以同化的少数族群。安达卢西亚富饶的绿色田野成了一片广阔的沙漠。

　　胡安战胜摩里斯科人（1570年）后，几乎是旋即又受命指挥由200艘船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罗马和威尼斯舰队，和土耳其舰队在希腊港口科林斯（Corinth）附近的勒班陀湾（Bay of Lepanto）交手，获得大胜。地中海的穆斯林力量经过这次的重大打击后一直未复原。这场海战在史上留名，主要是因为塞万提斯参加了这次战斗，左臂受重伤，因而被称为“勒班陀的伤残者”（el manco de Lepa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