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黄金时代的文学（1）

第八章　黄金时代的文学

有两种西班牙：形式的西班牙和实质的西班牙。会消耗的形式和耐久的实质，会崩解的形式和历久弥新的实质。

——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León Felipe）

西班牙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举足轻重，原因之一是摩尔人、犹太人以及最初定居西班牙的古代非洲伊比利亚人所带来的异国特质。这也是西班牙文学无法被其他欧洲文化的民族普遍接受的原因，因为自西哥特时期以来，西班牙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的欧洲国家。不过，研究文学的学者和学生很清楚西班牙文学的深度、美感、质量、数量和多样性。它的叙事歌谣和流行的“科普拉”无与伦比。它的艺术诗歌足以和全世界最好的诗歌媲美，它的经典戏剧可与英、法两国的戏剧并列，它的散文作家以及诗歌、哲学和分析性小品文的作者都是世界顶尖。它把西班牙的第一本，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本小说《堂吉诃德》呈给全世界，它的流浪汉故事则把文学的现实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没错，在塞万提斯之后，除了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Pérez Galdós）和巴罗哈之外，西班牙的小说家未能跻身世界顶尖，在短篇小说领域，西班牙人表现一向不出色。但我们可以说，就算西班牙没有像法国那样的短篇小说家，它还是可以用精彩的流行诗歌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法国在流行诗歌上就非常匮乏。进一步的比较只会导致不必要的争论。

研究西班牙文学史的学者公认，西班牙文学的伟大时期是黄金时代，它始于（这些学者认为的）1543年，因为当年有一本诗集出版，这是两名西班牙人的遗作——加泰罗尼亚的胡安·博斯坎（Juan Boscán），及其合著者卡斯蒂利亚的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这些诗歌受到意大利的浓厚影响，为西班牙的创作开启了伟大的新前景。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半世纪之后，随着最后一位古典戏剧大师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去世，而于1681年结束，雪莱、叔本华、席勒和其他许多人都十分仰慕他。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在1499年由《塞莱斯蒂娜》揭开序幕的，但很少有学者把日期推得这么早。无论如何，黄金时代都代表了西班牙思想和心灵的美丽花朵，在西班牙政治霸权衰落后，它还持续绽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持续到17世纪末，当时越来越无能愚蠢的统治者，统治着一个满目疮痍的西班牙。

在这段重要的时期，西班牙试图实现一个酝酿了许多个世纪的愿望。“有志者事竟成”（querer es poder）将此观念表达得很贴切。西班牙的动力将朝三个主要方向发展：首先是发现、探索、征服和殖民；第二是黄金时代百花齐放的艺术和文学；第三是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新世界的传教，以及欧洲其他地方无可媲美的西班牙神秘主义文学。西班牙黄金时代是这三种全国潮流的反映和融合。它们确实是俗世的神圣三位一体，指出了16、17世纪西班牙天才人物的主要道路。

我们很自然地会问：当这个国家的社会有机体日渐恶化时，它的文学怎么还能保持这样的高峰？我们必须用比喻来回答：花园里的花朵在枯萎死亡之前绽放得最美丽娇艳，而且因为土壤中的腐朽物质，使花开得更加臻于完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作家就像那花园里的鲜花，从国家的衰败中得到养分，即使必须面对并接受腐朽的社会现实；他们用如椽之笔对现实一路否认，就像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热情拒不承认征服他人的死亡有一天也会征服自己一样。

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诗开启了黄金时代，创作出把现实理想化的诗歌。他美丽的牧歌勾勒出静谧自然，完美之人在其中完美地活着。这是理念世界的图景，而非实际观察的现实世界。它把人达到完美的希望诗歌化，这种希望在中世纪作家中并不存在。西班牙骑士小说（《高卢的阿玛迪斯》）和田园小说［《狄亚娜》

（Diana ）及《多情的狄亚娜》（Diana enamorada ）］为这个理想世界提供了更多的维度。在骑士小说中，爱情和勇气是完美的；在田园小说中，爱与大自然是完美的。在两者中，人几乎是神圣的存在，不受现实法则的约束。大自然成了上帝的女仆；或如塞万提斯所称的，它是“主的管家”。它与上帝分享宇宙的神圣精神；事实上，它是柏拉图式的造物主，人们在它宁静的脸庞上，可以看到至善至美世界美丽无瑕的一面。这个大自然是文化创造的，是文艺复兴的文化和情感的结晶。诗歌不再像《熙德之歌》那样是现实的反映，而是人类梦想的缩影，是理想化的现实。

甚至鲜花、小溪和树木也不再只是鲜花、小溪和树木，而是代表着理念。“在文艺复兴的景物中，微风就像是一股神奇的力量，穿过轻轻摇曳的树枝、潺潺流动的溪水、叽叽喳喳的小鸟。然后，自然景观被转化为理念本身。”自然成为完美和谐、善良和平的象征。牧羊人或“自然的人”则代表这些完美的品质，他的爱自然也是完美的。诗人、小说家和朝臣则成为田园文学中的牧羊人，使模式得以完整。 [1]

罗马天主教会在特伦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上仔细地自我检讨，决定自清，以更严格的方式解释教条，教规也益发严厉。完美的人活在完美的状态不再是被容许的想法，因为它违反原罪的教义。反宗教改革运动谴责这样的文学，强调人是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的，必须要有信仰，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

在特伦托公会议期间，第一本，也是最好的一本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

（Lazarillo de Tormes ）在1554年出版。这本小书的内容强而有力，令人震撼，其匿名作者彻底扭转了田园和骑士小说的风格，通过一个机灵流浪儿的眼光，描绘了西班牙社会的状况。这个贫苦孩子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服侍了一个又一个主人，看到无所不在的残酷、贪婪和投机。就连教会也由两个人物作为代表，被狠狠地讽刺了一番，因此该书作者不得不匿名。这些角色中唯一有尊严的是个穷乡绅，尽管一贫如洗，却非常高傲，并且无意伤害他人。他是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缩影，是个人尊严、贫穷和自傲的象征，也预示了西班牙的饥馑和物质匮乏。穷乡绅尽管饥肠辘辘，但为表示自己吃得不错，宁可忍着饥饿也要在衣服上撒一些面包屑。他以各种借口取用小癞子带回来的残羹剩饭，并且当着他的面吃得津津有味。乡绅和男孩两个人紧盯着一块干硬面包或一块牛膝，一个虽然饿得前胸贴后背却死要面子，另一个则做出饥饿和急着想填饱肚子的自然反应，两个角色的并置，勾勒出西班牙黄金时代现实主义最动人也最发人深省的画面。

1554年的西班牙其实没有那么糟，《小癞子》的作者是先知，预言了他的国家100年后的模样。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都像画家戈雅一样呈现了一组清晰的西班牙生活版画，尽管手法夸张，却带着真相的重担，震撼人心。在之后的那个世纪，又有几本流浪汉小说出现，西班牙的流浪汉角色也成为世界文学的知名角色。

后来在法国，勒萨日和他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Gil Blas ，取自西班牙流浪汉故事）将此文学类型普及化。但勒萨日并没有比西班牙小说家更高明，他只是在这个传统中最后出现，并使其再次获得关注。

到了1600年，西班牙城市街头挤满形形色色的流浪汉：失业士兵——许多是由意大利或佛兰德斯返乡，身体已有残废；把祖产挥霍殆尽穷困潦倒的贵族；无业游民和乞丐，无法到新大陆去，又不肯靠双手清白地生活；涌入城市但找不到工作的乡下人；因经济崩溃而流落街头的工人；想混进官僚机构纠缠不休的逢迎者；认为社会欠他们的骗子和罪犯，诸如此类。教会无意间鼓励了这种寄生的态度，因为耶稣会强调信仰才是获得救赎的方式，而不是工作。当时西班牙已不再出征，士兵们就再也不能用枪矛追求梦想；美洲的矿井虽把财富汇聚到少数几个人的口袋，但矿工再怎么努力工作，也只有微薄的酬劳；点石成金的梦，使诚实劳动的吸引力全失；西班牙已耗尽命脉。因此说流浪汉就象征着西班牙民族梦想的失败，象征着全国的饥饿和绝望，再合适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最脍炙人口的流浪汉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

（Guzmán de Alfarache ）（第一部分于1599年出版，第二部分于1604年完成），其作者是有犹太人血统的马特奥·阿莱曼（Mateo Alemán），当时这本小说比《堂吉诃德》更受欢迎。其英文版书名为《西班牙恶棍》（The Spanish Rogu e），共四大册，由詹姆斯·马贝（James Mabbe）翻译。在这本书和其他流浪汉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幅悲观的世界图景，一种铺天盖地的绝望。最近有学者指出，这种对人生的态度起源于犹太人和摩尔人，而非基督教。但由于混合的文化和宗教环境，西班牙基督徒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宿命论的哲学。潜意识的逻辑推理是，既然上帝预先确定了人类的命运，而且世界是个大骗子，人自然有权利行骗、偷窃、欺诈——总而言之就是做个流氓，来扳回一城。因此，流浪汉小说是非常人性化的抗议，是西班牙人民生存痛苦的表达，是在世界与现实从身边滑过时自我冲突的一种体现。

因此黄金时代的其他作家寻求摆脱现实，岂不是理所当然？他们在宗教神秘主义者的诗歌里找到了答案。神秘主义代表尚武精神已降级为宗教斗争。神秘主义者是灵魂的游侠骑士，他们就像大探险家一样，走过未知的海域，超越人类精神的已知界限。因为对《圣经》拉丁译本的解释而被宗教裁判所囚禁5年的萨拉曼卡大学教授路易斯·德·莱昂（Fray Luis de León），就是最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之一。圣十字若望（St.John of the Cross）创作关于内心生活热情激昂的诗歌，他也是知名的神秘主义者。圣特雷莎·德·赫苏斯（Santa Teresa de Jesús，又译圣德兰，或称大德兰）虽在尘世有许多负担，但也借着神秘主义写作找到宗教的出口。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位男性都曾遭监禁，而路易斯和圣德兰都有犹太祖先。路易斯的祖母是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圣德兰的祖父也是改宗者。 [2]

圣德兰（1515-1582年）年轻时很好看，读了许多骑士小说，也常想象自己成为其中的女主角。她和表兄弟相处融洽，对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很着迷。父亲为了保护她，把她送进修道院，后来她就成了阿维拉的“天主降生为人隐修院”（Conventof the Incarnation）加尔默罗会修女（Carmelite）。她热情地投入新生活，以禁食、忏悔、漫长祈祷折磨身体，漠视健康。她多次昏厥、剧烈头痛、呕吐、神经极度紧张，终于在一系列抽搐，全身僵硬后，看不出呼吸心跳，被宣告死亡。

她的父亲和其中一个兄弟不肯接受事实，轮流守候在她床边。“她的兄弟在守候时睡着，蜡烛掉在圣德兰床上着了火。即使如此，她也未能醒来。她的坟墓已经挖好了，眼睛也涂了蜡，修女来为她洗身。但她却出乎众人意料地突然醒了过来，吃喝后，将她在恍惚中的经历娓娓道来。她回到修院，瘫痪无助地躺了8个月。终于她能起身活动，于是确信痊愈是因宗教的力量。”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