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十字架、新月与星星
在西班牙,十字架就在剑上。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万物皆有时,每个文明都有出头的短暂时刻。希腊和罗马人掌控了古代世界,
西欧主宰了现代文明,阿拉伯文明则无疑是中世纪的主要力量。就像罗马和西哥特
文明一样,阿拉伯文明体现了一个基本却从未被彻底吸取过的历史教训:一个贪享
逸乐的定居民族,无论多么开化,多么繁荣,拥有多少的疆土或力量,都会沦为更
原始、更具侵略性的文化的囊中物,后者形成于扩张渴望与征服志向的驱动。
阿拉伯人在711年侵略西班牙时,他们的文明才刚开始萌芽。穆罕默德本人于
632年逝世,当时他的追随者只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住在帐篷里,四处流浪,对建
筑、文学或艺术毫无概念。穆罕默德于622年在麦地那(Medina)建造的清真寺,
朴实无华并无装饰,是大型的“开阔广场,四面由砖石造的墙围绕”。墙内只有一部
分“用泥土和棕榈垫制成屋顶”。然而,这位先知的精神之火点燃了追随群众响应的
火焰,然后逐渐演变成吞噬部分地中海世界的燎原大火:阿拉伯、小亚细亚、波
斯、北非、西西里和邻近的岛屿,以及几乎西、葡全境。在巅峰时期,这个阿拉伯
帝国比罗马帝国的范围还大。
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历久不衰,在穆罕默德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眼里,摩西和
耶稣都是伟大的先知。伊斯兰教本身在很多方面融合了这两个宗教的教规和观念,
但追求政教合一的热忱使它更接近古代犹太教。有这么一条诫令,就是真正的信徒
必须凭借“火与剑”,把他们的宗教传入异教地盘。
穆斯林的领袖可能会基于实际考虑决定停战,但征服异教徒和尽可能使其改宗
的义务却永远不会消失……由于这种观念,发动战争可以获得宗教功劳。穆斯林社
群有义务和不皈依的异教徒搏斗,在战斗中死亡的信徒成了信仰的殉道者,可以上
天堂,他们听说剑是通往天堂和地狱之钥,在战场上洒下的一滴血,在战斗中度过
的一夜,比斋戒和祈祷两个月的功德更高。 [1]
因此,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而是行动的驱动力,这就是促成阿拉伯文明
诞生的火种。阿拉伯文明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城市达到
了它的巅峰,在新兴的中世纪西班牙社会的血液和文化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阿拉伯人不擅原创,但乐于模仿,快速吸收,在遭遇和征服更文明的文化之
后,在美学上融合其中他们所喜欢的部分。他们在这种融合上添加了轻快、官能和
优雅,和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庞大而黑暗的力量对照鲜明。起先他们最大的影响是身
为“强大的征服民族”所起的作用,但是到了10世纪,当欧洲其他部分都笼罩在“黑
暗时代”的阴影之下,他们在西班牙的文明让欧陆其他地方都黯然失色。为达到这
样的成果,阿拉伯人吸收了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和政府、拜占庭和波斯的艺
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学等的精华。
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称阿拉伯作家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un)的历史著作为“无论时空,史上最伟大的杰作”。赫勒敦对阿拉伯文
明的成败提出了以下犀利的剖析:
概括说来,阿拉伯人无法建立一个帝国,除非是基于宗教的基础,譬如出于先
知或圣徒的启示……他们激烈的性格、傲慢、粗暴和相互的嫉妒——尤其是在政治
事务方面——使他们成为最难领导的民族……也因为每个阿拉伯人都自认有资格统
治别人。
这段文章是在14世纪末写的,当时赫勒敦亲眼看着伟大的阿拉伯帝国日益萎
缩;而出于奇特的巧合,这话也很适合形容16世纪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
摩尔人在西班牙统治的领土虽然越来越小,统治却由711年一直持续到1492
年。最初在瓜达莱特河出人意料地战胜了罗德里戈之后,穆斯林军队向北推进,越
过比利牛斯山,于732年在法国南部的普瓦捷(Poitiers)碰上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吞下第一场大败。这是新月扩张的极限,此后伊斯兰帝国的规模逐步缩
小。 [2]
根据西班牙传说,722年,普瓦捷之役前10年,派去征服坎塔布里亚山民的摩
尔军,被阿斯图里亚斯领袖佩拉约(Pelayo)击溃,后者也被视为阿斯图里亚斯的
首位国王。在歌谣和故事中流传的科瓦东加谷(vale of Covadonga)就是西班牙获
得这场传奇胜利之地。这很可能只是个地方性的小冲突,穆斯林军队先锋被阿斯图
里亚斯的山民逐退,不过摩尔人并没有继续攻打旷野山区,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
动也就是由这个地区开始。为了纪念佩拉约的胜利,日后西班牙的王储就被称为阿
斯图里亚斯亲王,就像英国王储被称为威尔士亲王一样。
古代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编年史对科瓦东加之战有截然不同的描述。《阿方索
三世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Alfonso III )(866-910年)记载的基督徒观点是:
在被挟持为人质的佩拉约逃出科尔多瓦后,阿拉伯人“以18.7万大军进入阿斯图里
亚斯,佩拉约和他的山民伙伴躲在山里,阿尔卡玛(Alqama)的军队步步逼近,
在阿斯图里亚斯人躲藏的洞穴前搭起无数顶帐篷”。摩尔人带了一位基督教主教作
为使者,向佩拉约喊话要他投降,因为“就连比任何国家都坚强的哥特人政府,都
被穆斯林大军打败。你怎能期望躲在那个洞里自卫?听我的话出来,你会得到许多
好处,并获得摩尔人的友谊”。
佩拉约向主教大喊:“基督是我们的希望!这座山会为哥特人的失败复仇。我
相信上帝的承诺会实现。” [3] 摩尔人眼看难以轻易获胜,于是发动大规模攻击,旧
的史书记载共有12.5万人在随后的战役中阵亡。这个数字当然并不合理。
摩尔人对这次交战的说法很不一样,试图对其轻描淡写。历史学家马卡里
(Al-Maqqari)的记录是:“一个名叫佩拉约的野蛮人在加利西亚造反,而其他在
穆斯林疆土内尚未臣服的基督徒,也开始叛乱。”摩尔士兵攻打阿斯图里亚斯,把
当地居民赶出山区,最后
只剩佩拉约和他的300名同伙躲在岩石洞穴里。穆斯林不断施压,很快,只剩
30名男子和10名女子存活。他们仅靠在岩石间找到的蜂蜜果腹。摩尔人最后不屑地
离开,说:“30个野蛮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佩拉约在733年死后,由其子法
菲拉(Fa la)继位,佩拉约在位19年,其子统治2年。在他俩之后是阿方索一世,
接着又有许多阿方索一路统治至今,他们夺回了被穆斯林抢去的疆土。
科瓦东加一战后,摩尔人涌入法国,在那里吃了败仗。接着他们开始自相残
杀,就像亚历山大的将军们争食帝国的御宴残羹一样。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之后,他
们才停止了内斗,开始从事没那么刺激的政务。慢慢地,半岛各地秩序重建,新文
明开始生根发芽,这个文明立刻展现出了一种基督徒自己从未有过的宽容姿态。
穆萨将军(General Muza)的人马来到科尔多瓦城时,他们见到的第一个景物
就是西哥特的圣文森(St.Vincent)教堂,矗立在比蒂斯(Baetis)河畔[摩尔人称
其为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或大河(Great River)],就在罗马人的雅努
斯(Janus)神庙过去的位置。穆斯林并没有毁损破坏这栋建筑,也并未占据它,
而是买下一半,作为自己宗教仪式的场地,但允许基督徒使用另一半。两种仪式在
这座教堂里并行了近半个世纪。这种宽容态度的原因是,基督徒也有他们自己的
《圣经》,相信一神,而且许多基督教人物都被穆斯林当成伟大的先知,因此这些
穆斯林并没有把基督徒当作异教徒而完全不接受他们的宗教。最后,埃米尔阿卜杜
勒-拉赫曼一世(Abderrahman I)在785年买下建筑的另一半,拆毁后兴建了知名的
科尔多瓦清真寺的第一部分,这是当今世界上摩尔人伟大的遗迹之一。
[1] Gustave E.von Grunebaum,Medieval Islam ,Univ.of Chicago Press,1961.
[2] Edward Atiyah,The Arabs ,Penguin,Edinburgh,1958.
[3] Claudio Sánchez-Albornoz,La España musulmana,según los autores islamitas y cristianos ,2vols.,Buenos
Aire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