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的继任者“圣人”费尔南多三世接续这股气势,在1236年攻下科尔多瓦,1238年占领巴伦西亚,1248年夺下塞维利亚。只剩格拉纳达还是摩尔人的王国,后者被迫向卡斯蒂利亚缴纳大量贡品。费尔南多三世起初试着把摩尔人全部逐出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但此举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崩溃,于是他被迫反省自己的立场。修正后的宽容政策恢复了过去卡斯蒂利亚宫廷对有才华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尊重。费尔南多的儿子“智者”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延续并扩大宽容态度,于是当时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无论宗教信仰为何,纷纷聚集到他的宫廷。
仔细审视1252年的西班牙社会,也就是阿方索十世登上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位时,会发现西班牙基督徒正在经历一段危机时期。以前易受影响的民族性如今终于确定下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西班牙军队奋力向前,士兵们获得荣耀,然而不知何故,这时的西班牙失去了动力,已无余力完成收复失地运动。格拉纳达仍被摩尔人掌控,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没准备或没意愿挑战它。向前的气势已趋于静止,如今需要一番盘整巩固,才能再继续朝扩张迈进。
想象一下,如果法国人回到美国接管得克萨斯州,或是西班牙人回到美国接管佛罗里达州或加利福尼亚州,他们迎头碰上的会是另一个独特、持久、无法清除的文明。迅速占领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和附近大片领土的基督徒,正是碰上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城市在穆斯林手中已达550年,人民不再是基督徒,不再是西哥特、罗马或西班牙的后裔,而是摩尔人。他们代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在历史上属于不同的组织结构,有着不同的感受,但现在他们确实“属于”西班牙人。基督徒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不得不停下脚步思考:该如何处置这些伟大的城市、领土和人民?如何使用他们?诚如“圣人”费尔南多三世发现的那样,如果不好好利用他们,经济会立即崩溃。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文化都优于这些基督徒自己的文化。首先,它的技术优势显而易见。摩尔人是更高明的农业学家,更优秀的工程师、建筑师、商人以及瓷砖、纺织品、皮革制品、装甲和剑的制造商;他们住在更好的房子里,有更大的城市,他们的土地收获更丰富,他们拥有的各种物品比西班牙基督徒更多。但物质富裕不是他们唯一的优势。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更广大的读者,他们是更优秀的哲学家、医生、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
因此,卡斯蒂利亚人及其盟友反抗的,是在科技、经济及知识方面皆胜过自己的一个文明。他们赢了。原因既不复杂,也不难找到。西班牙基督徒在一个方面胜过了阿拉伯人,而这方面是两个文明殊死对抗时最重要的关键。他们占上风的是个人的动力、顽强的意志、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证明自己比得上任何人的决心,无论是摩尔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内在的力量更强大,他们不依赖外部的事物,只依赖自己内在拥有的。每个士兵都是活力十足的宇宙,每个人的灵魂都处在持续的紧绷之下,每个人的信仰都如史诗般坚定。他们向前推进的集体力量不可抗拒。他们带着战士的心态上战场,现在却被迫与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交手。他们创造了一个英勇的起点。
“圣人”费尔南多三世和他的儿子“智者”阿方索,以及后来继承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位的君主,都无法完成这一大业。直到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合作,阿拉贡的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联手,基督徒才有了足够力量或团结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如此,那也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法。它只是对西班牙这个难题快刀斩乱麻,摆脱掉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而已。
这并不表示13、14世纪什么事都没发生。当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待完成,基督徒也以才智和活力对症下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这个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文化?因为城市、土地、田野和山脉本身并无意义,而是会反映出其居民的特性。就连重新夺回的土地,在受摩尔人控制时也改了名字。著名的贝蒂斯河如今叫作瓜达尔基维尔河,伊斯帕利斯现在被称为塞维利亚。阿拉马(Alhama)、哈恩(Jaén)等数十个城镇都是摩尔人建造的,先前并不存在,甚至连田野也不一样了。所有城市的整体面貌都彻底改变了,变得很陌生。偶尔可见罗马废墟,那是唯一还能提醒胜利者他们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线索。这项任务浩大而令人生畏,批评西班牙基督徒做得不够好有失公允,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尽可能好了。
阿方索十世没有畏首畏尾或观望不决;他有优秀卡斯蒂利亚人的毅力和决心,有意把这种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他的任务是让一个西班牙 的文化,从希腊罗马、伊斯兰、希伯来,以及基督教和卡斯蒂利亚的根上生发出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和真正的智慧承担了这一任务。他的绰号el Sabio意思既是“智慧的”,也是“博学的”。由于在战功方面无法与父亲的战无不克相比,他将在另一个领域率领他的子民,也就是文化领域。他招揽了一批没有任何其他中世纪宫廷能匹敌的专家学者,他将成为西班牙的“学者国王”。他很重视文化,这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日后世人会记得的重点。他运用能派上用场的每个人和每种工具,而且这样的人和工具为数众多。犹太人对13世纪中叶的学问复兴贡献卓著,阿方索朝廷中的学者很熟悉阿拉伯书籍,而且认为那是必要的。
之前的那个世纪,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在摩尔人的领土上生活,现在形势逆转,成千上万的摩尔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在基督教王国生活,因此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表现得空前强烈。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到托莱多考察和学习。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如今又被翻译成拉丁文,以这样的形式传到欧洲各地。犹太专家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既懂阿拉伯语又懂拉丁语。因此,想翻译某希腊经典的学者,得先找到愿意把其阿拉伯文文本译成拉丁文的犹太人。通常翻译以口头进行,一人朗读内容,另一人动手抄录。难怪有些传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拉丁版本,在风格和内容上听起来有点奇怪。
尽管托莱多宫廷是这次知识复兴的中心,大学在西班牙的兴建[帕伦西亚(Palencia)大学建于1212年前后,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建于1243年前后]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帕伦西亚大学只持续了几年,但萨拉曼卡大学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学府之一。就连王子们也被送到这里学习,和其他学生一样坐在冰冷大厅里的硬板凳上。
阿方索十世本人有博学多闻的名声,爱好艺术、科学和文学。他喜欢穿饰有黄金和宝石的丝袍,认为国王在仪表上应和一般人有所区分。阿方索尊重所有的文化人;他免除了所有教师的税金,并让他们享有“绅士”(caballeros)地位。他宽厚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并恳请同胞不要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在他执政期间,三大宗教都可以使用白色圣马利亚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ía la Blanca,现仍存在托莱多,不过有点修复过度):周五给穆斯林,周六给犹太人,周日给基督徒。
阿方索十世主导了许多著名古代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计划,包括《圣经》、《塔木德》、《古兰经》、《卡巴拉》(Cabala )、印度寓言故事《卡里拉和丁那》(Kalila and Dimna ),以及但丁的老师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著的《宝藏集》(Treasure )。拉蒂尼是被派到阿方索朝廷的大使。国王也对天文学感兴趣,出版了两本天文学的书;他还推出了一本关于国际象棋的书,这是西班牙人从摩尔人那里学来的。他对炼金术尤其着迷,刻苦钻研。在历史方面,他监督出版了记载西班牙历史的《西班牙通史》,以及谈七个法律分支的《七章法典》
(Siete Partidas )。《七章法典》是部分依据罗马法律累积的法律和习俗,对公民权利义务有长篇大论的道德解释。执政期间,阿方索也宣布卡斯蒂利亚语是王国的官方语言。
尽管亲自下了这道命令,他却以更抒情的方言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创作了一系列400首《圣母之歌》(Cantigas de Santa María )。赴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将普罗旺斯文化一并带来,其吟游诗人及抒情诗派影响到了加利西亚,于是抒情诗传统在12世纪的加利西亚茁壮发展。博学的国王决定延续这个传统。阿方索为准备歌曲集请来了一群杰出的音乐家、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许多摩尔人乐器演奏家,以及来自法国的吟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