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教王国：十字架与剑（4）

　　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无力抵御阿尔摩拉维德人，因此熙德对基督徒阵营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诗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些征战和胜利的主要动机是宗教。熙德确实曾呼唤圣雅各和耶稣基督，但并非那种史诗般戏剧化的恳求或信念。诗歌简单明了地说：“摩尔人呼唤穆罕默德，基督徒呼唤圣雅各。”胜利的荣耀本身，以及战利品、奴隶与领土的增加，这些才是熙德征战的动机。他准备袭击巴伦西亚时，先派人到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纳瓦拉招兵买马。他用来吸引新兵的宣传是：“想终结劳碌并致富的人，和我一起征服这片土地然后安居乐业吧。”诗人描述攻克巴伦西亚的人的喜悦之情后，又写下几行诗：“来时徒步的人现在有马可骑，黄金和白银数不胜数。所有人这下都成了富人——每个响应号召的人都富了。”

　　正如当代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所言，熙德属于史上头一批“白手起家者”。他靠自己的双手和意志成功。就连国王的支持对他的胜利也可有可无。他是英勇的卡斯蒂利亚战士，备受推崇的他，一个人就能创造难以置信的成果。他的确是任何一个卡斯蒂利亚人都可以模仿的英勇典范，是每个士兵的高贵缩影。他的自我理想、他的意志、他的勇气和尊严、他的信仰、他坚定的心和他的行为，塑造了他的整体个性——这些元素使他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人。他是活在当时社会，和普通人一起在街上行走的人。

　　《熙德之歌》以诗性笔法捕捉并保存了英雄及其居住时空的现实。诗人并没有改变现实，只是以直接不矫饰的诗句呈现了它。他没有评断外在世界，也没有议论善恶道德。现实是纯洁无辜的。在某些早期原始社会中，人类看着大自然的美丽宏伟，惊叹莫名，于是把伟大的自然力量拟人化来塑造他们的神话。《罗兰之歌》中那位高贵的法国骑士几乎被塑造成完人，远非一般人的愚拙之力能识别或效仿。

　　《熙德之歌》则不然，诗人始终脚踏实地。

　　诗中有段形容天刚破晓时的景色，如下所述：“曙光出现，早晨已在路上，太阳出来了……上帝啊，它多么美丽！”诗人仅以寥寥数句描绘整个画面。还有一次，熙德和妻子希梅纳和两个小女儿分别时，诗人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他们互相分离，就像指甲与指头上的肉分开。”这形象虽不美，却很到位，而且富有诗意地符合主角的性格。

　　因此，诗里复制的现实，是经凝聚和挑选而强化为史诗的现实。诗中所勾勒的人，是因彻底实现了他的努力与意志而能主宰现实。熙德自然是每个卡斯蒂利亚人的英雄。作者没有把他的人生变成神话或传说；他在诗中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赞叹和钦佩一个人就可以实现这么多成就，而不必寻求超自然力量的支持或投射。

　　正如熙德的形象盖过了在科瓦东加打败摩尔人的传奇佩拉约，11世纪的卡斯蒂利亚也让莱昂王国和其他山区省份望尘莫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塑造西班牙性格的关键年代，卡斯蒂利亚是整个过程发生的场所。卡斯蒂利亚语成为全西班牙的语言，这是十分直接和有力量的语言。将拉丁文forum的短元音变成双元音喊出来，从而创造出fuero的人，不太可能对半岛上那些说着比较柔软方言的人屈服。

　　[1]

　　卡斯蒂利亚人总认为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阿方索六世是莱昂人，是个外人，这无疑是熙德与君王互相憎恶的原因之一。更进一步的原因则在于，熙德也曾和其他人一起，逼着国王发誓他没有为篡位而杀害自己的兄长桑乔（Sancho）。桑乔在萨莫拉（Zamora）的城墙前蹲下解手时遇害。古歌谣描绘了无论美丑的每一个现实细节，细诉暗杀的过程。在桑乔去世前，熙德一直都支持他，阿方索恐怕因而对熙德怀恨在心。

　　然而，阿方索六世是个强硬的国王。他早年曾被迫在托莱多的摩尔宫廷寻求庇护，可是在这位对他友好的国王死后，他攻打托莱多，并在1085年从摩尔人手中夺走这个城。不过，次年阿尔摩拉维德人开始从北非大举入侵，情势翻转，阿方索吃了一系列败仗，元气始终未能恢复。阻挡这股柏柏尔入侵浪潮的是熙德，而非阿方索。

　　卡斯蒂利亚是中世纪西班牙的驱动力。莱昂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它在军事行动中已无力主宰；它象征的是传统，是由西哥特法律统辖的西哥特君主政体。而卡斯蒂利亚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它反抗莱昂，随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了许多势不两立的冲突。卡斯蒂利亚人憎恶那本被称为《法律集》（Fuerojuzgo ）的西哥特古法典，传说布尔戈斯街头曾点燃巨大的篝火，烧光了所有副本。卡斯蒂利亚人生性好战，他们很重尊严，举止严肃；他们自立自强，不服权威。卡斯蒂利亚的法律以习俗为本，是普通法，是社会大众认可的法律，展现群体生活的习惯和风俗，就连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为早期的卡斯蒂利亚社会带来了简陋但真实的民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更加重视习俗的法律，而非国王的专断擅权。阿方索六世在11世纪出于一己之意就流放熙德的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若说莱昂代表了传统的退浪，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卡斯蒂利亚边疆则是一个无人地带，涉足依然存在风险。中央政府必须鼓励人们到此扎根，建立家园城镇。

　　为使人在此定居，开垦者可获得称为“福埃罗”（fueros）的优待和好处。他们享有当时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存在的个人自由。体现边疆城镇居民的权利、特权和义务的许多“福埃罗”，适用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未必非得是基督徒。

　　威廉·阿特金森（William Atkinson）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历史》（History ofSpain and Portugal ）中指出，在8世纪到10世纪只有12种“福埃罗”，11世纪增加到45种，然后在12、13世纪达到600种，这两个世纪增加的数量几乎均等。这个数据清楚显示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状态。新建立的城市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另一元素。贵族向来是国王的心腹大患，他们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很自然地和同为大地主的教会和军事修会结盟。他们对王位的继承常有异议，而他们的支持往往决定谁能戴上王冠。卡斯蒂利亚诸王发现自己陷在这张网中，因此设法与城镇的平民结盟，即使不能立刻冒险与贵族摊牌，至少可以制衡贵族的力量。借此国王得以逐步削减贵 族 的 力 量， 让 他 们 弱 化 为 王 权 旁 边 的 阴 影。 古 西 班 牙 议 会 称 为“科特”（Cortes），将平民拉进国家政治体系，借此平衡权力。第一个“科特”于1162年在阿拉贡成立，莱昂的最早可追溯至1188年，卡斯蒂利亚的第一个“科特”在1250年成立。因此，最早的西班牙议会比英国议会（1295年）早了133年。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民选市议会在1220年左右双双出现。只可惜在彻底征服摩尔人以及建立宗教裁判所之后，中世纪生机蓬勃的新生民主便无以为继，转而走向中央集权君主制。

　　随着13世纪的到来，收复失地运动获得骤然的动力。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于1195年惨败给摩尔人，部分原因是莱昂人的临阵退却。如今他重整旗鼓，做好了大力反击的准备，甚至说服教宗替他宣布“十字军”号召，招募国际义勇军。他明智认清卡斯蒂利亚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获胜，因此再1212年于托洛萨平原发生的战斗中，他联合了纳瓦拉、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力量。莱昂再次拒绝出兵相助，但这一回基督徒大胜，对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统治施以致命一击。当地有个牧羊人带领基督徒联军通过以牛头骨为标记的隘口，攀登至摩尔人部落的上方。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带来莫大帮助。引导基督徒通过隘口的人于是被国王封为卡韦萨·德·巴卡（Cabeza de Vaca），他的后代之一后来在新世界声名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