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教王国：十字架与剑（8）

　　佩德罗以嗜血和道德堕落留名西班牙史，但他短暂的统治也影响了国家的其他许多层面。他喜爱摩尔人在塞维利亚的阿尔卡萨宫，于是将宫殿交给当时穆德哈尔（Mudéjar，接受基督徒统治的摩尔人）最好的工匠和艺术家进行全面整修。这座阿尔摩哈德王朝1171年修建的古老宫殿，状况很糟。自从1248年“圣人”费尔南多三世攻克塞维利亚后，它就遭到了忽视，而且它的有些部分已经崩塌。佩德罗在14世纪60年代开始重建，几年后就大功告成。如今的阿尔卡萨宫是现存穆德哈尔宫殿中最精美的一座，其风格和阿尔汗布拉宫相似，是纯阿拉伯式的，因为佩德罗完全没有试图改变建筑的外观或内部装饰。

　　阿尔卡萨宫的厅堂和房间，是精致的阿拉伯式花纹、交错的马蹄形拱门，闪闪发光的瓷砖、镀金木质雕刻天花板构成的复杂迷宫。支撑着拱门的细长柱子就像女人的手臂。藤蔓花纹的粉饰灰泥则是由粉碎的大理石和雪花石膏制作，有时看似钟乳石或冰柱，有时则像厚重的花边，在纯白背景上有红、绿、蓝和金的色彩。有些精致的阿拉伯式花纹看似面纱。人们在穿过房间时，因奇妙的美感和丰富的设计而眼花缭乱。庭园和内室一点也不像欧洲的宫殿，而是让人想起儿时阅读的《天方夜谭》。

　　佩德罗喜爱充满感官美的宫殿，大半时间都在这里上朝。他在这里与帕迪利亚幽会，也邀兄弟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法德里克来此，以便杀害他。法德里克应佩德罗之请，欣然赴会，急于确立两人之间的和平。孰料一踏进大门，佩德罗就愤怒地指责他。法德里克抽剑自保，但剑柄被斗篷缠住，只能赤手空拳地面对敌人。他迅速跑过露台，企图逃跑，但没有成功。一名朝臣重击他的肩膀，将他撂倒，其他臣子则趁他倒下时取其性命，将他留在血泊中。

　　还有一次，佩德罗在与阿拉贡签署条约后，发现自己卷入了两个自称格拉纳达王国继承者的斗争。“红王”［Red King，阿布-赛义德（Abusaid）］推翻了合法的埃米尔穆罕默德，后者被迫逃往非洲，但很快带着庞大的援军回来了，并与佩德罗结盟。此时“红王”意识到王国正面临危险，赶紧到塞维利亚请求佩德罗支持。他受到慷慨接待，和他的37名朝臣被送到城中的犹太区居住，也就是现在被称为圣塔克鲁斯（Santa Cruz）的地方。但消息很快传开了，摩尔人带了一些珍贵珠宝，佩德罗起了贪念，特别是对一颗无与伦比的红宝石，有时“红王”会把它戴在头巾中央。

　　他邀请摩尔人到阿尔卡萨宫参加宴会，但在使节厅里，埋伏在走廊和布帘后的武卫兵跳了出来，活捉“红王”和他的37名摩尔大臣。几天后，佩德罗扒掉“红王”的衣服，强迫他穿上红色长袍，骑驴在城市的空旷处游行示众。经过残酷的侮辱后，佩德罗亲自掷出刺穿这名摩尔人埃米尔的第一支长矛：

　　“接下这个，”他喊道，“谁教你帮助阿拉贡反对我！”

　　受伤的“红王”喊道：“你这龌龊小人！”

　　接着摩尔人一个个被杀，红宝石和其他宝石都被夺走。穆罕默德轻而易举就拿回了他的王位。

　　后来，“私生子”恩里克二世篡位时，佩德罗把这颗红宝石送给英国“黑太子”之妻，争取“黑太子”在他与恩里克斗争时的协助。红宝石被带回英国；它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向苏格兰使节梅尔维尔（James Melville）展示的那颗“美丽红宝石，像壁球一样大”。如今，它被镶在英国女王的王冠上，藏于伦敦塔。

　　最伟大的摩尔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以北非埃米尔使者的身份被派往塞维利亚。他为佩德罗宫廷的气派补充了一些有趣的细节。赫勒敦是来为他的埃米尔和佩德罗签订和平条约的，他写道：

　　考虑到求和的目标，我为国王带了一些精致的丝绸，还有几匹配有金色马鞍的纯种马作为礼物。我一到塞维利亚，就看到许多可以证明我祖先力量和财富的纪念物。基督徒国王郑重接待了我，并向我保证，他看到我来，非常满意。他的犹太医生易卜拉欣·赫恩·扎尔扎（Ibrahim hen Zarzar）已经为我向国王美言，并向他提及我杰出祖先的名字。国王要我留在他身边，并承诺将恢复我家族曾经拥有的一切。

　　我非常感谢他的提议，但请求他原谅我不能接受，相信他还是会继续亲切待我。在我离开塞维利亚时，他为我提供了载运行李的牲畜及旅程中的必需品，也给了我一匹美丽的骡子，配有黄金装饰的缰绳和鞍，我会把它们呈给格拉纳达的国王。

　　就像其他西班牙的王公和朝臣，“残暴者”佩德罗以情圣唐璜自居。著名的《马尼亚拉的唐璜》（Don Juan de Ma?ara ）中的墓志铭上“这里放着世上最伟大罪人的骨灰”正是这种态度的缩影。也许扎根在这样的历史中，唐璜传奇成了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后来在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代，蒂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e Molina）以此为蓝本，写出了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出戏《塞维利亚的嘲弄者和石头客人》

　　（The Deceiver of Seville ），以西方文字介绍了这个主题。许多评论家都以西班牙人过度膨胀的自我和践踏他人权利的强烈冲动，来解释唐璜的心理。神圣的自我不断受驱使，展露自己内心盲目鲁莽的力量，不顾后果。也有些评论家，比如克尔恺郭尔，认为故事是中世纪基督教表现精神之爱和感官之爱这两种不相容之爱的尝试。但唐璜这角色还有另一面，可见于希伯来-阿拉伯-卡斯蒂利亚融合后的哲学和现实概念中。这个观念单纯是在说，外在现实本身并不存在。当你上前捕捉它，它就往后退，最后消失无踪。因此个人的生活就是掠过不断变幻的现实，而这现实其实并不存在。所以唐璜有点像流浪的西班牙无赖（pícaro），一再试图抓住幻影。

　　就他而言，这幻影是女性，是爱的理想、美的缩影。可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完全体现这个概念，他必须展开无尽的搜索，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另一个受害者。“残暴者”佩德罗和他的朝廷，在更高的舞台上抓住了现实的这种难以捉摸的特质，以及即将成为西班牙人的公共财产的暴力。

　　“残暴者”佩德罗一世遵循父亲对西班牙犹太人的宽容传统。在阿方索十一世和佩德罗统治期间，整体说来，犹太人可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自在。佩德罗的王室账房是名叫撒母耳·利未（Samuel Levi）的犹太人，他的房子今天仍在托莱多。他的宫廷医生也是犹太人。西班牙的诸多国王在医疗、经济和财务问题上，都依赖他们的犹太臣民。犹太人中不仅有税吏（这导致人民憎恨他们），也有金融家、银行家、各种技师工匠、医生和学者。此外，他们缴给王室财库的金额也远远超过他们在总人口的占比。有些地区，犹太人的税收占财库总收入一半。因此，国家经济仰仗犹太人，尽管他们的总人数可能从未超过30万。14世纪西班牙的人口可能有500万。（今天西班牙的犹太人有没有超过三四千人都不确定。）生活在1000年至1400年间的西班牙犹太人，和西哥特君主时期遭迫害的希伯来人不同。犹太人先是被摩尔人接受，当作这个半岛上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后来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西班牙的基督教国王所接受。13世纪授予犹太社区的一些特权甚至保护犹太正统，包括禁止犹太人读攻击犹太宗教的书，而且制定罚则惩处不遵守安息日的人。在阿拉贡，许多犹太人是王室法官，至于他们从事的工艺活动更是五花八门：裁缝、书籍装订工、染色工、灯笼制造商、纽扣制造商、车工、剪裁工、工具制造商、织布工、银匠、鞋匠、药剂师、刺绣工、代笔人等等。简而言之，犹太人做的事包罗万象，甚至有犹太女人在基督徒葬礼上充当哭丧和吟诵圣歌的人。

　　因此中世纪犹太人仅会放贷赚钱的印象在西班牙不攻自破。犹太人接手了卡斯蒂利亚人不愿做的工作，卡斯蒂利亚人则去追求非劳动的高尚价值，做能单凭驱动力和地位自立自强的人。 [3]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性关系和通婚都是不被认可的，但尽管有这种公开立场，依旧有许多血统混合的情况。一些西班牙学者［阿马多尔·德洛斯·里奥斯（Amador de los Ríos）、卡斯特罗等人］仔细检视了古代文件后得出结论，到了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西班牙贵族都有犹太血统，包括一些著名的国王和王后，就连伊莎贝拉一世的丈夫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二世亦然。教会中许多位居要津的人都是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几位杰出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作家亦然。

　　社会大众对犹太人的态度，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民众对强大少数族裔的态度一样，在中世纪西班牙经历了剧烈的起伏。几乎毫无例外，只要经济许可，生病的人总会找犹太医生，但对于犹太人的财富和智慧，人们却总是有怨恨和嫉妒的想法。因此，为佩德罗主掌财务的犹太人撒母耳·利未，在托莱多家中挖掘了一条长长的地道，通往塔古斯河（Tagus River，塔霍河的旧称），这样一旦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群众暴动就能由此逃生。

　　依靠犹太人的金钱、勤勉和智慧维系的王室，对犹太人采取了宽容态度。西班牙许多国王爱用“我的犹太人”一词，替他们受外国势力攻击的希伯来臣民说话。

　　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教宗召开的大规模会议）命令犹太人佩戴独特徽章，以便和基督徒做区分时，西班牙的犹太百姓群起抗议，“圣人”费尔南多三世在托莱多大主教的支持下，呼吁教宗暂不执行决议。教宗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被迫屈服。在这几个世纪里，法国国王对犹太人的态度恰恰相反，法王圣路易（Saint Louis）将犹太人的财富充公，“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 the Fair）把大批犹太人逐出领地，其中许多都在西班牙找到了庇护。直到中世纪晚期，犹太人和摩尔人才被接受，成为卡斯蒂利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通过把所有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所谓的Hispanic，这种“卡斯蒂利亚生活”成了西班牙人的共同生活。西班牙就以这种方式，从中世纪跨进了现代。

　　[1] J.B.Trend,The Civilization of Spain ,Oxford Univ.Press,London,1958.

　　[2] La crónica general ,ed.by R.Menéndez Pidal,vol.5,N.B.A.E.,Madrid,1916.

　　[3] Américo Castro,The Structure of Spanish History ,Princeton Univ.Press,1954. （See also his TheSpaniar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