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世纪的城镇生活（1）

第五章　中世纪的城镇生活
 

　　我告诉过你，灵魂，欢喜和伤悲

　　不过是一阵风和稍纵即逝的露水。

　　我这么告诉过你，我这么告诉过你，

　　而且，哦，我的灵魂，这话多么真实。

　　——摘自西班牙老歌本

　　中世纪的教会基本上忘记了或者搁置了圣奥古斯丁在4世纪对性的宣战。在西班牙，教士的情妇是公开的秘密。只要选择私下同居，而非明媒正娶，教士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享受鱼水之欢。有时候为避人耳目，教士会说他的“表妹”或“侄女”要帮他管家，不过不管有没有这样的解释，教士的管家及床伴都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教士平日的工作要和许多妇女密切接触，自然被人怀疑淫荡好色。

　　12世纪的摩尔作家图奇比在谈及塞维利亚行政的文献中，尖锐批评他所在社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混居的情况。他写道：“应该禁止穆斯林妇女进入猥亵的基督教会，因为教士是一窝登徒子、奸夫和流氓……应该像在东方一样，强迫基督教的教士结婚，起码该准许他们若有意愿就可以结婚。如果不肯结婚，那么该教士的房里就不该容许妇女进出，无论多么高龄的老妪都不行……” [1]

　　对西班牙教士性活动直言不讳的，并非只有摩尔人。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曾任伊塔大司铎的胡安·鲁伊斯（Juan Ruiz），大约在1335年发表了精彩的《真爱之书》（Book of Good Love ），他活色生香地叙述这些风流韵事，而且得意扬扬地把自己归入当时的好色之徒的行列。书本几乎是劈头就直截了当地说：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而且其言不虚。

　　世人皆为两件事奔波劳碌：

　　第一，食与宿；

　　第二，与心仪的女人共发巫山之梦。

　　作者接着说明男人和其他动物何以有渴望与同类雌性交配的天性。大司铎在书中叙述了一连串香艳故事，堪称中世纪最佳情色文学。虽然故事仿佛大半都发生在其他角色身上，作者偶尔也会忘记隐匿，冒出自己的名字。毋庸置疑，这本书大抵是作者亲身体验的叙述。任何阶级的女性都是大司铎笔下的故事主角，而且猎艳者未必总是男方。偶有落单的徒步山区的旅客会遭到山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山中的妇女”攻击。她会把旅客逮进小屋，让他取暖，喂他饮食，接着要他“脱光衣服办事”。

　　这些乡下姑娘似乎是中世纪民间传说的一种人物。或许是出于良知，或者只是要在上级面前保持形象，作者在情色故事之间频繁穿插“歌颂圣母的歌曲”，并且不时澄清他的用意是为了区分属于精神的“真爱”，和属于肉体的“劣爱”。尽管如此，在这本书中获胜的，仍然是异教徒的爱的精神。在书快结尾之处，大司铎受一名帮他拉皮条的老太太怂恿，甚至去追求修女。他写道：

　　她说：“朋友，听从老妈妈的告诫：

　　去吧，去爱修女；相信我，儿子，把这当成你的雄心壮志，因为她们事后既不能结婚，也不敢揭露此事——与她们在一起，你可以安心品尝多年的乐事。”

　　作者接着详细列举修女为情人准备的各种食物、调味品，以及让他们大展雄风的壮阳药。他还明目张胆地说，修女在翻云覆雨方面技巧高超，再没有比她们更好的伴侣。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的追求后，事实证明大司铎的修女对象有纯洁的心，因此他无法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他这番关于修女的评论，若是在几世纪后的宗教裁判所说出，不管是谁，都会被当作罪该万死。

　　《真爱之书》的最后一个故事为《塔拉韦拉教士之歌》（A Ballad on the HolyMen of Talavera），是希望彻底放任教士性生活的恳请。歌谣开头描述塔拉韦拉的一所修道院收到了当地大主教禁止教士纳妾的命令。“就算有一两人对此命令感到欣喜，觉得它大为不妥的却有2000人。”命令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得到有人犯罪的消息，因此明白指令，

　　每一个行过圣愿仪式的教士或圣职人员，

　　都不得纳妾或召妓，也不得有先前的婚配——

　　凡不遵者，必被处以绝罚！

　　塔拉韦拉修院的执事兼司库反对这不合理的命令，他说道：

　　当然，亲爱的朋友，我关切你们所受的伤超过自身，但泰丝是我无辜且美丽的妾——去他的塔拉韦拉！就是借高利贷

　　我也要追逐如此可爱的荡妇。

　　禁令还招致许多其他的反对声浪，大司铎以下面充满力量的句子为书作结：

　　但在此该是结束我的故事之时——我将加紧作结的脚步，谨代表所有的教士和修士提出呼吁，他们一致做出如下建议：

　　圣职人员应该拥有私通的权利。 [2]

　　大司铎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当时的一些圣职人员不但淫乱，而且还四处吹嘘。教士和他们打扮华丽、态度傲慢的姘头明目张胆又肆无忌惮的行为，激怒了巴利亚多利德的人民，当地法院在1351年向“残暴者”佩德罗抱怨。于是，“国王下令以奢侈法管制这些女人的衣服，并要她们在头巾下戴一块红布，以便与良家妇女区分”。

　　一位知名评论家称这份精彩独特的书稿是“古往今来最有力量的西班牙文作品”，其作者是新卡斯蒂利亚一个小村子里不起眼的教士，他显然和摩尔人有直接接触，对他们知之甚详，而且也在几篇韵文中展现出他对阿拉伯音乐的了解。全书是美妙的中古阿拉伯风，把西班牙中世纪大部分的文化根源汇聚在一起。作者提到加图、亚里士多德、奥维德、骑士特里斯特拉姆；他经常引述《圣经》的话，诗里充满格言，书中有许多摩尔人带到西班牙的寓言。鲁伊斯并非饱学之士，但他是个明智之人，有一种粗壮而刚毅的力量，是当时西班牙的一个缩影。他的书里有杂乱无章的一系列情节，用最脆弱的框架连接在一起，是循环的叙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我们感受到了彻头彻尾的卡斯蒂利亚城市，三个种族和信仰的热闹与欢乐；书中提到占星家；媒人也出现了；还提到饱含知识的书籍，提到农民和为西班牙征战的骑士，提到妇女、修士和修女；种种的音乐与歌曲、开胃食品、礼拜盛宴、瓜达拉马山的隘口、细腻的语言和平民不得体的行为——所有这些全部混合在一起，充满感官的狂欢，不时穿插大量抽象的道德说教。 [3]

　　在《真爱之书》里，罪是自然的产物，通过人类的行为表现出来。大司铎一会儿是沉溺在肉欲中的有罪登徒子，一会儿又变成说教的人。他对混合这两种观点不以为意。他认为人是半人半兽的混合物，一半是尘土，一半是神，既不能沉没，也无法高飞。这样的态度在伊斯兰宗教和文学中比较常见，但也适当地表达出14世纪西班牙生活的现实。经过多年如此紧张的生活，现在何不享受肉体？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无疑正在享受肉体。现在和摩尔人的战争似乎已结束，就会产生这种自然的反弹。西班牙的“整体主义”（integralism），赤露敞开表达全人的渴望，也反映在《真爱之书》中。即使外在世界从指缝中滑过，人还是可以伸手抓住并拥抱肉体的部分，甚至能掌握精神，因为精神的现实和感官的现实是一体两面，它们相互缠绕而不可分割。大司铎的故事在感官冲动和道德约束之间来回摇摆。这些确实是阿拉伯文学的两大特征：一方面是色情，另一方面是具有明确说教目的的模范故事。但在任何文明环境中，性和良知都是人类的根本特征。大司铎在书中融合两个倾向的同时，和他同辈的另一位伟大西班牙作家唐胡安·曼努埃尔（Don Juan Manuel，“智者”阿方索的外甥）留下以阿拉伯传统书写的一系列道德故事《鲁卡诺尔伯爵》

　　（Count Lucanor ），成为他对中世纪文学最著名的贡献。

　　鲁伊斯显然以写作此书为乐，那是他生气蓬勃的个性的投影。他希望读者也喜欢它，参与欢乐的追逐。他被主教关进监牢，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忠于自己。但他的手稿从日后宗教裁判所的烈火中幸存，尽管偶有审查员明显地删除了一些文字，但从中依旧能看出一名有各种欲求的男子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此人竭尽所能地品尝和保存这些欲求。